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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尽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于是密宿，孩子们在多年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希特勒东山再其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７８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仑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原定在３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

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

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精气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３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气·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是个加减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