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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科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说隆的偏执根植于“潜在的思维定势……他不乐意认同棕色皮肤的玛雅人拥有和欧洲、中国或者近东一样复杂的文明”。

19世纪80年代，对玛雅遗址确实有一些更严肃的探索。亚克锡兰偏远的丛林城市中，英格兰摄影家、研究者阿尔弗雷德·莫斯莱和法国冒险家戴世黑·夏赫内（Désiré　Charnay）的相遇很好地代表了这一转折。莫斯莱和斯蒂芬斯一样相貌平平却令人尊敬。他工作时耐心而彻底。莫斯莱出生于1850年，在剑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喜欢上了旅行，并于1878年当上英国驻萨摩亚群岛顾问。他去了中美，监督墨西哥一个金矿的工作，然后监管了加州的一片果园，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读过斯蒂芬斯的书之后，莫斯莱意识到需要对所有主要遗址的象形文字进行完整的记录。因此他进行了七次旅行，分别去了基里瓜（Quirigua）、科潘、帕伦克、亚克锡兰、奇琴伊察还有其他不大知名的城市。

1882年3月，阿尔弗雷德·莫斯莱在亚克锡兰扎营，不久前他遇到了拉坎东印第安人。当夏赫内的船靠近岸边时，莫斯莱可以看到他脸上的不悦。但是莫斯莱很优雅地缓和了紧张气氛，他说：“没关系，你没有理由这么沮丧。我跟你从同一个地方开始仅仅是巧合，就像事情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也只是一种巧合。你不用因我而担心，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只是喜欢旅行……你可以为城镇命名，告诉大家是你发现了它，尽管照你的意愿做好了。”

莫斯莱在危地马拉遇见了一名叫古斯塔夫尔·埃森（Gust*　Eisen）的美国医生，后者对莫斯莱正在记录的符号和象形文字很感兴趣。有学识的人当然知道埃及象形文字和破译中东失落语言的努力。罗塞塔石碑成为时髦的词汇，其天才的破译者让弗兰西斯·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llion）颇为著名。现在被称为“玛雅”文明的东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失落的文化会有与之相似的地方吗？

莫斯莱拍了一些照片，为埃森提供了丰富的分析资料。埃森比其他研究者更有优势，因为他有莫斯莱的资料支持。在以后的几年中，两人友好地通信，并交换资料，这使得莫斯莱在1893年途经圣弗朗西斯科的时候想要拜访埃森。但是到那个时候，埃森已经把破译工作让给了约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毫无希望。命中注定的是，莫斯莱1893年途经圣弗朗西斯科的时候，流感推迟了他去东方的行程，因此他拜访了埃森。因为埃森不在市里，他就安排古德曼和莫斯莱见面。古德曼关于古代日历体系和符号的知识给莫斯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形文字之谜的各种信息开始各就各位。

摄影术促进了解密（2）

古德曼，1838年出生于美国的东海岸，23岁时他就已经是内华达弗吉尼亚城《领土企业报》（Territorial　Enterprise）的主编和发行商了。他撰写的一些文章和诗歌为他赢得了关注。他对于亚伯拉罕·林肯的充满爱国精神的敬意广为流传。“山艾”（Sagebrush）这个文学体裁产生于他激进而有趣的报纸，该报纸预测了安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乔治·斯特林（George　Sterling）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定义的波西米亚风格，这是19世纪末圣弗朗西斯科的一种现象，五十年后“垮掉的一代”作家与此遥相呼应。古德曼在康斯托克矿区的投资中赚了一笔，1862年，他给一个叫做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后来叫做马克·吐温——的年轻人提供了第一份工作。他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他买下了一个葡萄园，并搬到圣弗朗西斯科。19世纪80年代早期他开始从事玛雅研究的时候，正过着舒适的生活。

1882年，和埃森见面纯属机缘巧合，这种巧合把古德曼引向了碑文研究最好的材料资源——埃森保存了莫斯莱高质量照片的拷贝。莫斯莱现场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几乎没花精力解释和破译他记录的符号资料。莫斯莱发现了古德曼破译玛雅手稿的开创性工作，于是邀请古德曼为自己正在为毕巴底博物馆准备的多卷本著作中增加一个附录。这对于古德曼这样的独立研究者来说是个恩惠，这样，专业学者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他的分析。他写就的附录名为《古玛雅碑文》（The　Archaic　Maya　Inscriptions），被收录在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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