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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刚生了孩子没几天的产妇，背着孩子走。爬一个大山坡时，没轮到她坐车，走不动了。她丈夫是鲁艺美术系的教员，便用一条绳子兜在她腰上，在前边拉着她，一步一步地慢慢爬坡。有的单位有马匹，就照顾有孩子的同志，安排驮筐，驮着孩子和行李。有一段黄河岸边的小路，路很窄，还很滑，路边是大陡坡，下面就是大河。一匹马走过这里时，蹄子一打滑，跪了下去。它背上驮筐里的一个孩子就掉了出来，谁都来不及拦着，孩子就从山坡上滚下去了。所有同志都大声惊呼，却毫无办法，只能紧紧拽住孩子的父母，眼见着一团黄尘，越滚越远，越滚越小，最后滚到黄河里，溅起一朵小浪花，孩子就没了。

我那匹马比较老，我一骑上去，它就走得很慢，我便一路步行。刘竞雄呢，高度近视，看不见路，又不爱骑马，就拉着我一起步行，我负责帮她看着脚下的路。我们每天一边走，一边聊，聊了十四天，聊了很多很多。竞雄同志人很厚道，待人亲切，对我就像对她的朋友似的。记得她说，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对我比较了解，总说“任均是学生出身，和别人不一样，单纯得很”。

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常鼓励我，一遇见我，就像看见个不错的孩子似的，笑眯眯地，边说“任均”，边冲我竖大拇指。他待人很亲切，很诚恳，有求必应。不光是在延安，进城后也一直这样。进城后，安子文是领导，不像在延安那样经常遇见，所以曾经好多年没有联系。50年代末在北京，有一次我为点儿事情去中组部找他，他不在，我就给传达室写下了姓名电话。没想到，第二天他自己把电话打到我们单位找我，高兴地说好久没见了，热情地跟我约时间，让我去他那儿。去了后，他还像在延安那样亲切待人。聊了一会儿，他就痛快地问我什么事情。我讲了后，他说，你怎么不早来？然后很热情地帮我解决了问题。

我跟刘竞雄一同去晋西北的路上，她的警卫员和保姆有时闹矛盾。晚上住下来后，她就给他们开会，解决矛盾，还让我也参加。我就坐在一边儿，听她的警卫员和保姆说理，听不太懂。那一路上，吃什么，住哪里，我都不用管，都是由她的警卫员到老乡家安排。到了一个地方，给我吃什么我就吃，让我住哪儿我就住。我那时候对钱没概念，身上也没一分钱。现在回想起来，那一路，到哪儿我都是吃完就走，睡醒就走，花了多少钱，是公家花的还是私人花的，我都不知道，都是刘竞雄的警卫员去跟老乡结算。就这样，走了十四天，中间还连人带牲口一起坐船过了黄河，到了晋西北贺龙同志那儿，在晋绥军区平剧院跟一达会合了。这么多年来，我在心中一直非常感谢安子文夫妇对我的照顾，我常常念他们的好。

在晋绥那儿，一次出门路上，我遇见江青迎面走来。心里奇怪，她没跟着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在陕北？我说：“江青同志也来了？”她说：“任均你也在这儿啊？”然后问了几句生活、孩子，打着哈哈走过去了。1947年12月，一达奉命带团去陕北米脂杨家沟给中央演出，还到前方给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我过几天也将带着大儿子延风随后赶去。一达率团到杨家沟后，江青派人给他送来些奶粉，还写来封短信，说，听说任均要带着孩子来，送些奶粉给孩子吃。那时在战争环境里，生活很艰苦，连吃到小米饭都不容易了。大家一天只能吃两顿黑豆碴子粥，很难消化，好多人都肠胃出了问题。我只能想方设法，尽量让孩子吃得好点儿，增加营养。那样时候，能看着孩子吃到奶粉，我挺高兴。后来“*”，江青可能没想起我。她知道我是维世的六姨母，要是想起我来，或许我也够呛了。或者，她是觉得我对她不构成威胁。在延安时，她一直挺客气的，我虽然不喜欢她，对她一直敬而远之，但像她来参加我们婚礼、给孩子送奶粉这点儿好，我还是念的。真想不到，这个人后来能有那么大的野心，能跟几乎所有熟人结仇，把大家都当敌人；能跟些造反派混在一起，荒唐地祸害中国近十年；能使用巴结她的造反派们，无情地整人近十年；能要了维世和那么多人的命，成了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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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们的命

最惊险的一次行军，是胡宗南退出延安后，1948年我们回延安过黄河那次。当时，贺龙同志已经回到延安，调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的一批人也回延安去。我们在山西那边儿，走到黄河边一个船码头，知道了去延安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在那儿坐摆渡直接过黄河到对岸，然后走好几天旱路，才能到延安；再一种是坐船沿黄河水路，顺流而下一整天，到另一个地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