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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了，没钱买。那时，大家都没有钱，都买不起黄瓜。生孩子前，组织上给孕妇发一斤红糖，是让月子里吃的。但我馋得不行了，还没生孩子，就吃过两次。我们住的地方在半山上。我怀着孩子，大着肚子，还得走老远的路，下山到延河边一盆一盆地洗衣服。

那时候正在搞运动，人人自危，不说别人的坏话，也得说自己的坏话。可是我却不用这样——孕妇受照顾，省了好多心。在运动最激烈的“抢救”阶段，有一天，我肚子疼起来了。虽说运动在搞着，我们剧院也认真地从延安中央医院请来一位女大夫，在我家窑洞里准备好东西，做好消毒，为我接生。但是好长时间，生不出来。大夫有些紧张了，一想，这是头一胎呀，不能在家里生。她当机立断，马上叫人往医院送。

这时大约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从延安平剧院到李家坬延安中央医院，大概有七八里地。不能让我骑马，又没有车，就用门板抬我。我们单位把主要武生演员王红宝等几个有力气的男同志找来，把一个窑洞的门板拆下来，捆成个担架，把我放在上面，一路小跑，给抬到医院去了。我躺在门板上，觉得路很遥远。半路上，我羊水破了。那时不懂，以为是自己尿裤子了，不好意思说。后来才知道，羊水破了，所以难产了。

送到医院时，已经黄昏，天快黑了，我被送进一个房子里，等着生产。但一直到天快亮了，还没生下来。大夫说，要给你全身麻醉，然后就把一团东西往我嘴上一捂，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时的全身麻醉，我觉得是用一种土麻药，或者也许是哥罗芳。麻醉后，大夫上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幸亏到我家去的那位女大夫果断，把我送到医院，要不然我可能就活不下来了。我四姐就是生孩子死的。生产中间，我醒过来一次，大夫又把麻药往我嘴上一捂，我就又什么都不知道了。给我接生的大夫叫雷平，是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最好的接生大夫，延安的孕妇都希望让她给接生。我那天运气好，正好赶上雷平同志值班。

在延安中央医院，新生儿都放在婴儿房里，定时抱到母亲这里来喂奶。我们住的病房是一排排窑洞，在挺高的山上，离所在地村庄的老百姓家有一段距离。每个病房窑洞里最靠后的墙上，都有一个小门洞，那里面是一条打通连接各个窑洞病房的防空通道。新生儿就从那里面抱过来，不用经过室外。

那时候延安条件艰苦，很多人生了孩子都送给了老乡，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因为大家都觉得，参加了革命队伍，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可能无暇顾及孩子。而且，大家都吃食堂，自己没有带孩子的生活条件。我的好友黄灼就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给老乡了，白焱也送了一个，我还知道一些人把孩子送出去了。在病房里，产妇们凑在一起聊天儿，也都是议论把孩子送给老乡。有的产妇已经送出去了。看大家都是这样，我就跟一位产妇说，那你也帮我联系一下儿吧。于是她就介绍来了一位陕北农村婆姨。那位婆姨比我岁数大，三十多了吧，身材不高，梳着盖半边脑门儿的长发，一种当年陕北妇女的典型发型。从她的样子和衣着看，她很贫穷。她到我病房窑洞里来看娃娃，很想要，然后坐下跟我商量抱走娃娃的事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差点儿把孩子送给老乡，那时很多同志都送（2）

真说到要把孩子抱走时，我忽然觉得，不行。这是我的亲骨肉，我怀了他十个月呢。这一抱走，我再不可能把他抱在自己怀里。我知道孩子会被抱去一个我不熟悉的环境，那他会怎么长大呢？他还能认识我吗？他还会叫我妈妈吗？我舍不得。再说，一达能同意吗？我忽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带孩子。不管多艰苦的生活，不管多紧张的工作，我要自己带我的孩子。我把延风留下了。

那时，生了孩子的，组织上都发一只鸡。一达领到那只鸡，可高兴了，“抢救”会散了后，认认真真地给做好，让人送到医院来。但是我吃不进去。一连好几天，我浑身疼痛，起不来床，既不能吃，也不能动，连翻身都不行。所以，那只鸡，我没吃一口肉，没喝一口汤。时间一长，又是夏天，一盆鸡长了绿豆苍蝇，护士发现了，给倒掉了。那年月倒掉一锅鸡汤，太让人心疼了！那是我在延安十年，唯一能吃一只鸡、喝一锅鸡汤的机会。我给放弃了。病房大夫魏一斋说我流血太多，让我认真地补一补。但我没东西可补。唯一的一只鸡，也没补成。

我住医院时，一达正在“抢救运动”中，不能出来，所以没有到医院来看过我。只有一个熟识的护士小康，不是妇产病房的，抽时间来看看我。后来我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