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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煤矿公司是一家官商合办企业，叶恭绰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他苦心经营了5年，业绩不坏，由日产煤数十吨，最后发展到日产2000吨。那5年间，他穿行于京、津、沈之间。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了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他对奉系军阀的黑暗有较深的了解，深恶痛绝。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他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都怀有莫大的兴致与热情。在“下海”的5年里，他间或“上岸”，与胡适、蒋梦麟一些朋友谈谈政治，办办报纸；研究民国军事，心仪军事教育，还挑起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限于篇幅，此处只谈丁文江的政治情结。他对政治的兴趣，用李济的话说是“完全被动的”。一次闲聊时，李济说到一件科学计划因受政治的影响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们老问我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北票公司期间，老友董显光见他研究中国500年来宰相的籍贯，不理解，劝他何不用此时间去找金矿。丁文江说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那时，因办矿工作需要，他接触不少奉系军阀要人，深知内幕之丑之黑。他忧虑奉系军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会使中国政治变得“更无法纪，更*，更黑暗。”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所驱使，他说服决心“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办《努力周报》，在报上刊登由他参与具名，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公开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项基本原则：“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是写稿最多、最卖力的一个。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灵活、变通。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让外国人交出这些权利。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人民。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孙传芳后来出于己利，认敌为友，背着丁文江又与奉系合作。一切美好的愿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段历史，成为丁文江抹不去的污点，连他的至友们都不宽容。倒是傅斯年比较客观，他认为丁文江“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又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　。。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4）

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学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做淞沪总办一上任他即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害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丁文江勤政，他每日要处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牍”；有关商埠计划、会审公案他都亲手料理。连查处毒品，他都与警厅厅长一道去现场督察。他利用早餐时间看报，饭未毕，司机已在楼下打火待发了。任内，亲戚、朋友托请谋职者烦不胜烦，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打发的方法只有一个——“送钱”。加之家刚由津迁沪，经济上捉襟见肘，没办法时便颜打电报给胡适，请他代为催讨英国庚款委员的津贴。丁文江廉政，“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的‘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1931年国家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100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