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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是毛泽东取得中国内战最终胜利的重要环节之一。另外就是开始于1937年8月的抗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元气大伤的共产党的最后打击，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敌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对西北一片13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1935年，毛泽东来到延安，这个只有8千人口的小镇成为了红军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层高的宝塔高高耸立，在城中心还有一座西班牙圣芳济修会的教堂。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当地的共产党领导接管了。 这个地区曾经发现有石油，但当共产党搬来以后，石油开采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使他们避开了敌人主要的战场，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轰。再加上移居进来的大量人口给当地百姓居住了好几个世纪的黄土岩洞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座四面环山，中间横跨一条小河的古城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

汉口的陷落（3）

毛泽东和长征中幸存下来的8千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党内最高领导权。长征途中，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认并与他的紧密拥护者周恩来一起取得了三人军事小组的控制权。对于军队的领导权是领导革命的关键。在延安，毛泽东重组了党组织并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延安时期也是毛泽东重要的思考时期。他改变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马列主义革命模式，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尤其是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党把“农民激进主义”作为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论包括减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媒体的政治作用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党的记者们受邀请来到党的新总部，采访毛泽东本人或其他党内高级领导人。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作风，个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严于律己，过着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样的艰苦生活。

延安时期也使毛泽东建立起他自己的军队力量。八路军四散在华北地区，许多游击队都在日军东部的后方作战。朱德和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与延安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频频突破日军的防线，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对于在20年代战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虑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行事上的天壤之别，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毛泽东的光明磊落，汉口的贫穷、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气象，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是被大地主、大军阀和资本家控制的政党。大多数外国记者都发现蒋介石的政府极其腐败。国民政府内从高级部门到地方政府，欺诈和办事不力随处可见。蒋介石部下的军官对待下属大都冷酷无情，对新兵尤其如此，仅仅把他们当成军队里的苦力。

难怪霍格1938年3月到达汉口的时候，外国媒体已经对统一战线的两个政党形成了一致看法：国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国旧的封建势力，腐败、落后、目光短浅。而共产党和延安，用美国作家海伦·斯诺的话来说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桥梁并努力成为跟得上世纪脚步的人。”她在《红区内幕》（1939）一书中说道：“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正在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拥有着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们不用加入共产党或分享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斯诺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当时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模式带给人们的感召力。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力和外国媒体对他的好感随着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强。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和霍格第一次见面时向他极力推荐的。它对美国人民，至少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正确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共产党领导非常重视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宣传成果。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本土力量队伍，有着严明的纪律，一心为广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夫妇的一系列接待都经过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毛泽东和他的顾问要求先看到书的草稿，并提出改进的意见。斯诺都一一答应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