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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毛泽东使中国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实际行动上彻底脱离了旧封建。在抗日战争和蒋介石政府极端腐败的大环境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似乎是农民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成功地扩展了他的根据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范围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内的1亿多人民。实际上他已经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认同的国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汉口。这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恐慌，因为流言说日本兵马上就要对汉口进行最后的袭击了。难民的撤离工作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南下长沙或向西逃往重庆。每天有三艘轮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车载着难民离开汉口，还有好几千人一起赶夜路离开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扫射。霍格花了一天时间和这些难民一起赶路，他在报道里说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每四英里有茶水摊，每十英里有食物摊。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漫无目的地向中部撤离。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开始小小的工业合作社建设。这再一次证明政府为人口向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迁移提供了支持。

同时，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汉口这座城市。8月10号和11号的空袭最严重，遇难者有1500人。霍格背着照相机，在日军的飞机离开后记录了被轰炸后的场景。“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他愤怒地说道。他每天为合众国际社写报道。社里对他们的明星记者杰克·贝尔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写出好故事，但华盛顿的编辑们则喜欢这个新特约记者的文章。他获得的奖励是在这座城市陷落后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个月。

到夏末，几乎所有中国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离开了汉口。留下来的几千名外国人自我安慰，相信他们的存在能使汉口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样的厄运。他们希望他们所在的非军事化“安全区”能够安然躲过日军对这座城市进行最后袭击时的轰炸和攻击。中国人不许进入“安全区”。因此在炸弹轰鸣中常看到这样悲惨的景象，中国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往铁门里塞，孩子们又被粗鲁地推出来。日本空军大多不敢得罪外国人的“安全区”，但他们很清楚中国部队的所在地，并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汉口地区的中国人赶到长江以南的乡下，进而占领汉口。而实际上武昌和汉阳在经受大规模轰炸时，大量人口已经逃往汉口，随着日军沿长江西进，汉口的人口急剧增加。

8月末，蒋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决定放弃他们的临时首府。他们一边继续巩固汉口，拒绝和日本人谈判，一边计划转移力量避免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上海和南京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

作为“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的“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和设备。这一备受争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英国海军的挫败，他们在中国军队离开后拔掉了引爆线。其他地区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汉口陷落（10月25日）后不久，政府军烧毁了长沙——湖南的省会，日军进攻路线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长沙在汉口西南230英里，人口三百到四百万，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贸易中心。在成千上万的因为政府这一愚蠢行为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中，有一个叫任黎芝1的年轻姑娘。她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面粉厂的经理，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她的家乡被政府一把火烧光的这年，她21岁。这里的人们逃到乡下，政府的救济有限，他们不得不做农活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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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陷落（7）

任黎芝在长沙曾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为了她的安全起见，家里人决定把她送到宝鸡，往北几百英里外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欧洲“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宝鸡，她婶婶把她安排进了一个妇女难民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了公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在这儿，她在1939年遇见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也是在日军侵占华中地区以后北上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1944年出版，1984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通讯》）一书中生动描述了外国记者在日军侵略汉口时共同逃生的磨难中所建立起来的同志般的友谊：“我们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们的船在暴风雨的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