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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住一屋，大家一起拼命用功。常相往来的罗家伦也和他们一起做事。一不留神，大家就弄起了《新潮》杂志，三下两下的，几个毛头小孩子居然捣鼓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一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刊，便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在此期间，他和罗家伦开始了一生的交往。

那一年上，俞平伯毕业了。时人留洋成风，俞家又很有些银子，俞平伯就也想要留学去。家人总是不让，以为孩子尚未长大（那时他年方二十，个子又小，书生气重），所以终不放心。后来，俞平伯就说：“傅斯年也在那边呢！”这样一来，大人才松了一口气：“有他在，就放心了！”于是遂得放行。俞平伯高高兴兴地就去了英伦。

三

那时候的柏林，因为大学水平高，也因为消费水平低，中国人云集于此，甚至英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前来。比如，朱家骅、陈寅恪、赵元任、毛子水、姚从吾、俞大维、徐志摩、金岳霖、周炳琳、段锡鹏等等。傅斯年和他的密友罗家伦也在其中。真可谓群贤毕至，蔚盛一时。有一次，老校长蔡元培来到了德国，各方人物咸来问候。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同游波茨坦的无愁宫。行经一处房间时，傅斯年沉迷于欣赏伏尔泰的雕像，因此落后了。人们把他找回人群后，蔡元培问罗家伦说傅在看什么呢？罗家伦信口胡诌道：“孟真（傅斯年）对伏尔泰深深鞠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原来是李义山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主无才应怜君’。”傅斯年气得要上前来揍罗家伦，罗家伦笑着躲到了蔡元培边上，蔡元培也不禁失笑，这一笑，傅斯年骨子里的幽默就恢复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饶是如此，留洋的日子还是异常枯燥。学子们每每只好编织各种荤荤素素的“段子”来消磨闲暇时光。傅斯年更多地是潜心苦读，学问大进。这为他日后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回国后的傅斯年，立即不管不顾地大干起来。他先是应朱家骅、戴季陶之邀到了中山大学。广州是革命的大本营，北大是新思潮的发源地，当然就有缘，新派人物常常往那儿跑。在那里，他遇上的鲁迅、顾孟馀、朱家骅、许崇清、何思源、江绍原、陈公博、郁达夫、杨振声、罗常培、顾颉刚、冯友兰等许多人，都是当年北大的人物。那时候的中大啊，差不多就是北大人的天下。

当然，岭南终非久居之地，傅斯年还是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又到了北平，终于在母校扎下了根。那些年，傅斯年一边任史语所所长，一边做北大教授，和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等人一道，干得风风火火。眼看着就要过气的北大，在他们一拨人的折腾下，又元气复振了。

傅斯年一生显赫，做过北大代校长，做过台大校长，但他尤其在乎的是史语所所长一职。为了让中国学术界能和国际同行一争高下，傅斯年倾其所有殚精竭虑地努力着。史语所乃是他毕生功业之所系，他在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北平学术界，他一直以“老板”见称。在史语所期间，他亦力行“拔尖”主义，把各校学生中的“尖子”都竭尽所能地挖到自己麾下。北大、清华和中大的许多英特才子都被他“搜刮”而去。这种挖人台柱之做法，和罗家伦为清华四处挖人的所为一样，几乎就是“不择手段”。因此，许多学校对此又爱又恨又怕。傅斯年不以为忤，而且一如既往。短短几年间，史语就到达了国际瞩目的水准，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3）

傅斯年爱才如命。他对“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极为推崇，为了请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参加史语所的工作，他特地致函罗家伦、杨振声和冯友兰。按规定，教授一般不得兼任校外职务。但清华方面为其诚意所动，终于破例答应了傅的请求。后来抗战期间，傅斯年又相中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三顾茅庐，亲自登门请李来出任组长一职。李断然拒绝。傅斯年不甘心，继续来请。几次三番、三番几次之后，李才答复曰：“对不起，在我看来，第一等人才应该做研究，第二等人才去教书，只有第三等人才才应该去做行政。”傅斯年一听，脸上立即挂不住了，连忙鞠躬道：“对不起，那我是第三等人才了。”他这才转身走了。

正是这爱才如命的所长，为史语所的辉煌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可是这个傅斯年却从不“礼贤下士”：对年轻人，他不事优容，而是“恩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