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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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当时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

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可见这位爷至少脑袋不呆。

不过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宋英宗过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向国家报销一分钱。高太后唯一的缺点是恋权，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不放弃听政。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习惯做龙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宋哲宗冷冷地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对宋哲宗而言，“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

于是，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但是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那就追回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幸好宋哲宗认为此举对国家无益，章这才罢手。

范纯仁当年一语成谶，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历史似乎惊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就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