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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挑细选，我手头也有那么一摞了，虽然其中多是属于“可买可不买”之列的旧书，但价格还比较公道，也就买下了。其中稍可列出的，也就是梁启超著的《王荆公》（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法布尔著、宋易译的《家常科学谈》（开明书店1946年再版）、陈延杰著的《经学概论》（商务“国学小丛书”本）、王钟麒编的《晋初史略》（商务“史地小丛书”本）、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的线装本《龙川词校笺》（中华书局1961年初版），此外，便是一些“四部丛刊”的零种。

第三个目标自然就是文庙周日书肆了。为了能赶在早晨7点半文庙开门时到达，我特地让宾馆在早晨6点半通过电话叫醒我。好在周日清晨上海的街道不塞车，用不到20分钟，我就赶到了文庙门口。

虽然离开门还有一段时间，但那里足足已聚集了200多人，其中大多是胸前挂着营业牌号的书贩。看他们那扛着装满旧书的编织袋、争先恐后往门前靠拢的景象，我真为他们感到可怜。为什么不可以像潘家园那样提前到4点钟就让他们入场布置摊位呢？那样不是可以更从容一些吗？还有一点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淘书者入场须花一元买门票，这可真是典型的“聪明而不高明”的手法了。

说老实话，我来文庙并非想在这里淘到什么好书。这一年来，在网上看到过不少网友文庙淘书的帖子，知道如今的文庙好书寥寥无几。我主要是想再次感受一下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它的旧书市场发展的一般情况。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上海旧书肆的经营者多为本地人，而北京旧书肆正好相反，多为外地人。这种现象的背后必有一定原因，但我实在还弄不明白其间的原因。

沪行记零（2）

文庙书肆规模不大，场地狭小，大约也只有北京报国寺旧书肆的二分之一，潘家园旧书肆的七八分之一。虽说一大早入场淘书的人还不多，但摊位之间的走道已经拥挤不堪，如此淘书，真是受罪。

我转了两圈，实在也没发现那种让人“三步两回头”的好书，只买了三册：一是商务1955年再版的《西藏王统记》（王沂暖译）；二是开明1949年再版的《诗词散论》（缪钺著）；三是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初版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周遐寿著）。这三册中仅知堂的书差慰人意，摊主索价40元，我试以30元还价，不意竟得爽快应允。此书我已有三种版本，独缺初版本，购得此册，也算又填补了我的知堂著作初版本收藏的一项空白。

晤长乐老

在见到长乐老之前，我一直在想像他的模样。

我曾经见过一枚外国藏书票，画面上是一位中世纪的书痴坐在抄经台上，一手拿着掸帚，一手在翻阅经书，书痴戴着深度眼镜，身后左右是一排排塞满图书的书架。

我想像，长乐老大概就有点类似这枚藏书票中的老学究的样子：汉学书店里大概光线很昏暗，厚重的书柜里插满各种艰深古奥的学术著作。在书店的一角，有一张古旧的桌子，桌子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各类工具书和刚刚从出版社寄达的图书目录。如果你不太仔细观察，你也许不会发现桌子后面还隐藏着一个人。他是这家书店的店主，但他似乎不太关注都来了些什么顾客，顾客们都在翻阅些什么书。他静静地蜷伏在那个角落里，手里捧着一册书，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不知今世为何世。只有当顾客向他问什么问题或者交款时，他才会猛然抬起头来，一脸惊愕的样子，眼光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你一番，然后毫无表情地跟你搭话。

想像归想像，长乐老实际上不是这种臆想中的形象。

在去上海之前，我与长乐老通过短信息联系过，我表示一定要去拜访他，他说，能见到你很高兴。

这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当我跨进长乐路上“上海汉学书店”的时候，店中只有一个人，我猜想这个人应该就是长乐老了。几乎是同时，他也猜出了我，“你是木兄？”然后伸出宽大的手掌，把我冰凉的手握在掌中，抖了几抖。

汉学书店的确非我想像的那种格局。由于它临街，且大门为玻璃门，所以店中采光极好。面积大约是40平方米，除去里间的库房，实际的店面也只有25平方米左右。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斗室中，却集中了时下学术出版物最精粹的部分。

我没顾上与长乐老多寒暄，放下背包，便一面向双手哈着嘴中的暖气，一面在书架前巡阅起来。首先给人的印象是，这里的书一般每种只有一两册，所以种数极多；其次是书的总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