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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导演或者编剧。他们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圣丹斯因为既没有生产出一部成功的艺术影片，又未能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惭愧之余准备背叛它创办之初所要服务的对象——独立电影。

当然，丹尼尔是在胡说八道。那时一度也被邀请培训工作室学员的导演乌鲁·格罗斯巴德（Ulu　Grosbard，《真情忏悔》［True　Confessions］）说，如果说普通剧作家比中等水平的电影剧作家要好这是真的——当然连这个目前也尚有争议——“那么造就优秀戏剧作家的因素会使他们成为糟糕的电影剧作家。章法不同，语言也不同。”他明确指出了圣丹斯一个致命缺点：“试图离开商业电影的路线寻找好的文学作品，但是我宁肯看到一部真正制作精良的好的类型片，也不愿忍受被搞得平庸不堪的《战争与和平》。”

雷德福雇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位后勤人员苏珊娜·威尔（Suzanne　Weil）接管汤姆·威尔希特。雷德福原本指望威尔更顺从，但他再次显示出任用错误人选的“才华”。她跟威尔希特正好相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为而治的管理者，但她比较注重跟雷德福以及一群“过渡型”的导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拍出过一部引人关注的影片），如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玛莎·克拉克（Martha　Clarke）、特怀拉·萨普（Twyla　Tharp）、彼得·韦勒（Peter　Weller，也是《机器战警》的主演）保持良好关系。

萨福德是一个天才的调度专家，但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他最大的贡献也许是极力发展吉尔莫接替他。吉尔莫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Cinematèque。尽管有学术背景，也算不上内行。“我对美国独立电影完全不熟悉。”他回忆道，“尤其是圣丹斯搞的那些五味杂陈的电影。”吉尔莫不想在不景气的时期过来。1990年的电影节赚了万美元，成本投入为万美元，净赚只有万美元。他到后几个月，圣丹斯就爆发了财政风暴，陷入全面赤字状态。调度负责人们被召去开会，要求他们手下只留一个人，其余的全部解雇。员工规模骤然缩减，从35人降到12或者13人。预算则压缩了将近50％，从270万美元减到将近155万美元。

那年底，雷德福在圣·多明哥拍完《哈瓦纳》（Havana）回来时，发现圣丹斯的财政赤字已经高入云霄。“我也没办法。”他说，后来就解雇了威尔。威尔声称，她不受欢迎，是因为她想做一些改革。“我有机会把局面搞得一团糟，”她坦诚地说，“但却没有机会把它重新搞得井然有序。”

愤怒的艺术家　1989（16）

圣丹斯又一次开始漂泊不定。参与初创并且也许认识雷德福比其他任何人时间都要长的波拉克说：“雷德福的那种状态算不上一种消极进取——要比这个更健康些——而是一种既想自己主导又想放开让别人经营的矛盾状态。”1991年，随着圣丹斯十周年纪念日渐渐来临，雷德福的这个宝贝孩子能否存活下去还是问题。赞助商面临巨大的兑付现金的压力，怕圣丹斯发不出薪水。这位明星痛苦地抱怨说：“不管你怎么想办法，总有人怒气冲冲的。现在该到我反省电影节能否为继的时候了。如果不能，那就不该办下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想想我一生中10年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我挺恨自己。如果说圣丹斯存在领导问题，我的责任就是寻找管理它的人。我没有尽责。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有那么一个人现在已经走进我们的视野，我认为凭他的理念应该能够筹到大笔资金，他就是加里·比尔。”

比尔一扫这个老门卫遗留下的一切，但是这种人员消耗又进一步挫伤了士气。竞赛调度员阿尔贝托·加西亚多次说：“如果我的生命中有好多年在一个非营利的艺术组织渡过，我希望得到一个体面的告别而不是一个沉重的长靴。我觉得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圣丹斯的创立是为独立导演提供一个免受经纪人和有钱人干扰的庇护以便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电影的实质上，但是，现在管理圣丹斯的是同样一些看重数字成绩之徒。”

雷德福对这艘破船的事故做了一番调查，试图弄清它是如何一步步错到今天这种地步的。他慢慢明白，是自己拖累了圣丹斯，就像圣丹斯又拖累了自己一样。“许多人说什么我有多高的价值，”他有时抱怨，“我开始不以为然了，事实上我起了一种破坏作用。如果有人说这家伙是个半瓶醋，他到犹他州来是想借此逃税，那么他们并不会急于去做奉献。所以，我有意识地试着稍事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