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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和录音棚的开支，还有银行贷款利息。虽然我有最后的剪辑权，但他却自恃如果他把钱收回去，我们就会崩溃。我们把发生的事情跟保罗讲了，保罗马上打电话给哈维说：‘别闹了，把钱给他们吧，后来他们照办了。’”此后，麦钱特有10年没有跟哈维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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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19）

导演们偶尔向媒体抱怨，这几乎让哈维发疯，因为如果听闻他总是随意改别人的影片，他特别需要的那种导演将纷纷逃避。比如，在哈维手中应付裕如的艾弗里就曾向纽约的《村声》（Village　Voice）电影版编辑霍华德·费恩斯坦（Howard　Feinstein）透露过一点内情。费恩斯坦曾就这个话题配发过一篇文章。哈维听到风声后十分生气，特别是这篇文章出现在米拉麦克斯为美国电影学院的国家电影与视频保护中心做募捐活动的前夕。据费恩斯坦说，哈维把电话打到家里那个从来不曾公开过号码的电话上，威胁要派一个摄制组到他的办公室拍摄下他砍掉作者的一篇文章的情形。据费恩斯坦回忆：“他凶相毕露。我觉得这是一种变相威胁，我会受到伤害。我不会认为他愚蠢到真会说‘我要杀了你’。但是那种腔调真的很可恶，我很担心。”艾略特·斯泰因（Elliot　Stein）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举出6部遭米拉麦克斯公司剪辑的影片，包括《细蓝线》、《征服者佩尔》、《丑闻》以及《小偷》（The　Little　Thief）。哈维因此获得“剪刀手哈维”的绰号，虽然这个起源的说法已经不可考。史蒂夫·伍利说：“应该不会有人对这个绰号感到奇怪。因为他本来就如此。看看《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就知道了。他操起一把大剪刀把两部不同导演的作品整合成一部。我觉得哈维绝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破坏或者会有负面影响，因为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剪刀手哈维’还算是一种恭维呢。”

然而，哈维在两个领域都没有好名声：他不仅招致导演的憎恨，而且还因为剪删影片而招致媒体的恶评。但是他不能剪得太狠，因为他不是还有求于导演去为影片做宣传，就是还得跟导演们合作，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虽然哈维是铁了心这样做，但也感到很矛盾。有时他会担心：“我们会惹他们生气吧？这样是不是挺蠢的？我是不是应该任其自然呢？”有时，影片放映过一场后他会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做得太过分了。影片失去了我们兄弟最初喜欢的那种东西。”问题是，伯金说：“从1991年到1994我在米拉麦克斯工作期间，给我们带来最佳效益的影片全是那些从成品买来一刀未动的影片，比如《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左脚》、《哭泣的游戏》（The　Crying　Game）。哈维这家伙既真心喜欢电影，但又热爱金钱和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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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

米拉麦克斯陷入自由落体态势，托德·海恩斯和克里斯汀·瓦尚（Christine　Vachon）发起“新酷儿电影”（New　Queer　Cinema）运动，昆汀·塔伦蒂诺在圣丹斯放出他的狗，宾厄姆·雷和杰夫·利普斯基创办十月公司。

《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出现犹如初次做爱，谁都想复制第一次的那种感觉，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索尼经典公司共同总裁汤姆·伯纳德

1990年10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斯库拉斯电影公司的杰夫·利普斯基正在泰晤士河边散步，此时这只著名的灯泡也不再闪闪发光了。利普斯基的脑袋秃得像只光球——他患有脱辅基酶蛋白缺乏即莱克斯·卢瑟氏症，全身没有一根毛发。他的面孔棱角分明，戴一副黑框Mr。　McGoo牌眼镜。他既挑剔又很固执，强硬而又令人生畏。那时，他有一个偏爱紫色的怪癖，有时全身上下穿着纯紫色的衣服，连鞋袜都是紫色的。他在高德温工作期间办公室里的椅子都是紫色的。他在独立电影界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的游击队员，却跟米拉麦克斯里的人一样无奈地为别人打工，与米拉麦克斯的人不同的是他一直热情地捍卫着导演艺术的完整性。他的车牌号是MPAA�Not（意指不要电影协会审查）。

当时，这位斯库拉斯公司电影部的主任正在伦敦看迈克·利（Mike　Leigh）的一部影片，片名尚未确定。《远大希望》（High　Hopes）是他在斯库拉斯取得的第一个战绩，这是一部由他收购而且小有斩获的影片。本片为该导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