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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的回忆录①把他60年来同宋庆龄的情谊以及对她在国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结合起来，是一篇更富于私人感情色彩的文章。像他的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一样，他的一生确实是同她的一生密切相联的。他第一次同她和孙中山在一起照相时才7岁，正是1915年她和孙中山结婚的时候。（到1983年75岁时，他正有可能担当宋庆龄长期担任过的国家副主席的职位，不幸因心脏病去世。）

①《我的回忆》（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50—652页。

在那篇回忆录里，他写道，“回忆真有一大堆。儿童时代的，欧洲时代的，香港时代的，解放以后的……从她一生革命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她一生是革命家，是斗士，以共产党员自许，而最后获得党证，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6月3日，她的遗体火化。第二天骨灰用专机送往上海，安葬在宋氏墓园。

为什么她要长眠在这里，而不是在首都某处建造宏伟墓地或者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同她的丈夫合葬？

廖承志已经说明了主要的原因，但还可以作些补充。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在第十七章中曾经提到，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旁边？她的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伟大光荣的一生＇

在她身后对她的评论中，即使来自对方阵营，对她的无私忘我、绝无个人野心，也是称颂备至。旧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位英国官员恰当地称她为“始终如一的谦逊”。他很有见地，看到了宋庆龄的谦逊是同她的力量和才干溶合在一起的。他说：

“但她又能具有极大的热情……她献身于暂处于劣势的那些人的事业……有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称她是（宋氏）三姐妹中最伟大的一位。”①

①O．M．格林着《中国对其独裁者的斗争》（英文），第105页。他曾任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主编，这家报纸为英国人所有，是上海那些老资格的“中国通”的喉舌。

很久以前，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就曾这样形容宋庆龄：她从外表看来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里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

她的友人路易·艾黎在最后看到她的遗容时写下的诗句①中也表述了她这两方面的品质的结合：

①路易·艾黎着《回忆与思索》，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28页。

“……那动人的美丽

……使每次同她的见面都水难忘怀

现在却已消失，代之出现的

是最后的搏斗在一个战士脸上所留下的坚毅和果断。”

她最后的遗容，正像68年前她在大学毕业时那帧照片上的容貌一样，其内在的核心是力量。

同样持久不衰的是她本质中那种感人的仁爱，她的一位同班同学曾夸张地称之为“来自内心的光耀”。60年后，一位在这充满暴风骤雨的60年中同她一直交往的华侨友人言简意赅地说，“她的为人不能再好了”。①

①本书作者1986年与艾丽斯·郭（郭宝珠）的淡话。她的家族是澳大利亚华人，曾在上海拥有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她在海外旅居多年后于80年代返回上海。已故。

现在安放在她墓园中的有一尊她的白色大理石完美雕像，它表现出她仁爱安祥的神态。这是以著名的女雕塑家张得蒂为首的五人小组的集体创作。她本人会不会同意立这样的雕像，这是很难说的，但它体现了上海及全中国人民以有这样伟大美丽的女儿为骄傲的心情。

在她身后，有许多很恰当、很能说明问题的评论。如她的老同事陈翰笙曾说，“机会主义同她无缘”。这一点她的外国女友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韦尔斯）在较早时也说过，当中国的中产阶级投入“机会主义”怀抱时，孙夫人却从不这样做，“别人晕头转向而她从不自欺欺人、也不迷失方向。”①陈又说：“宋庆龄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士。我们要向她的杰出的模范行动学习，因为我们要继续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