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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一文，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杨振宁的观察是：“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告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4他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是：“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后的教育观念。文化教育大革命是在1966年中期开始的，到1970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5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2）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觉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与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6“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

他还把所见到的农民与过去相比：“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7

他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象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8他在演讲最后用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表达“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有听众问他，“*”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有没有一个数字时，杨这样回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小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9由此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王浩文章的题目是《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他说：“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国富强，后来更具体一点，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过得去，国家能有自卫能力，一般人民和整个国家都能抬得起头来。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今天已做到了这一点：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坏，多数人充满朝气，国土完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排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自给。有些人说，‘碰巧’在共产党当权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一百多年以来，也试过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反把国家弄得每况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觉得要治一个非常重要的病，是需要很厉害的药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约都有过一种情愿为救国而吃苦的决心。”10

王浩评价当时的中国人生活：“同我1946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食足衣。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衣食关系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军人从贫贱可怕变成了生产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领导人物，整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变成严密的组织。很多人觉得组织太严密了，但也有人说矫枉必须过正。”11。　最好的txt下载网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3）

任之恭在《阔别二十六年的中国》一文中认为：“现在新中国社会里，最坚强的基础，可说是精神建设。精神建设的推动力，确确实实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思想是一个彻底革命、踏实建国的原理。”12

任之恭从三方面来说这个问题：“机会平等。新中国现在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