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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两到三年一线药物的使用之后，大部分病人已经对药物产生了耐药性，现在已到了不得不更换药物的阶段。在走访过的村庄中，张可发现二线药物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供应了，但是供应量非常紧张，申请手续也很复杂。事实上，在2004年以前，国家还没有免费为农村艾滋病患者提供药物的时候，张可就经常携带药物下乡，义务给农村的艾滋病患者进行诊治，但却遭到当地政府的诸多阻挠。

子墨：那段日子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来自哪些方面？

张可：困难很多，第一是没有时间，你在单位上班，哪有那么多时间下乡给人看病；第二是病人太多，下去以后一天要看几百个病人；第三是办法不多，当时没有药，很多病人看完病也在无助中死掉。这是现实，没办法，病人太多，能够帮的太少。有一次，我从北京找了一个厂家，拉了一车药下去，一下子就被抢光了。实际上那些药也不管什么用，都是中药。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我曾经买了一罐拉米夫定（核苷类抗病毒药物，广泛用于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我爱人买了一万颗胶囊，我们自己在家里装，都发了下去。几万病人，我一个人，只能做这么多，就尽力而为吧。

子墨：买这么多药，钱从哪儿来啊？

张可：大部分是别人捐助的。我给浙江一家生产原料药大厂的厂长打电话，说现在缺药了，你帮帮忙吧。15万人民币一公斤，他免费给了我一桶。当时我们医院还有很多厂家捐赠的中药，实际上也没太大用处，我全都带下去给他们了。

威胁人身安全的电话，骂我的电话，都直接打到我家里去了

除了经济上的困难，张可以及家人的生命也曾因此受到过威胁，接到恐吓电话成了家常便饭。张可说，当地“血头”曾打电话威胁他，你要再来河南，就把你全家杀掉。当地政府还一级一级上告，一直告到张可任职的医院，要求有关部门阻止他来河南。在这种情况下，张可只能选择入夜以后悄悄进入村子给村民看病。

第16节：艾滋病医生（6）

张可：威胁人身安全的电话，骂我的电话，都直接打到我家里去了。有人打电话骂得很难听。我爱人有些担心，说你天天干什么事呢，没好好上班是不是。最多的电话是，你下去以后，把你怎么怎么着。但是这几年没有这种事情了。

子墨：您会恐惧吗？现在谈起来很轻松，当年呢？

张可：我有安全方面的考虑。当年我去的时候，除非特殊情况，一般都是两个人，带一个志愿者。志愿者的费用也是我付。

子墨：人身安全的威胁来自哪儿？

张可：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大概也不是非要对我怎么样，最多是不想让我去管这个事情，别给他们惹麻烦。那几年很多人不想让人把艾滋病传播的事情说出去。

张可说，他是在1999年8月第一次得知艾滋病在农村传播的情况。一天早上，他刚从北京佑安医院的肝炎门诊出来，遇到几位来自河南新蔡县的农民，说要找医生看艾滋病。张可心里一惊，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来看艾滋病。仔细询问下，才知道他们都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因卖血而感染的艾滋病，他们的村子从1997年开始就不断有人死亡。一个月后，张可怀揣河南新蔡县的地图，坐火车出发了。亲自考察之后，张可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乎意料之外，于是下决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这些农村艾滋病患者。为了避免与医院发生冲突，他决定采取隐蔽工作，每月用一到两个周末，去河南看病人。几年来，他先后去过上百个艾滋病村庄，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2006年，张可悄悄开始了艾滋病“村医生培训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资助。

子墨：我记得您曾经说做这些工作时，医院给过您非常大的压力。

张可：现在没有了。几年前大家对这个问题都不能理解，后来通过长时间的沟通，单位也理解了，觉得我是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要没大的原则性问题，可以继续下去。

子墨：今天从事艾滋病救治工作，会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第17节：艾滋病医生（7）

张可：现在的问题是基层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毕竟中国从事艾滋病治疗的时间很短，经验不够。这几年政府做了巨大的努力，但从整体来看，基层艾滋病医生的队伍还很薄弱，需要系统地培养。

子墨：您的“村医生培训计划”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