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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真实历史中的中央研究院，它成立于1928年，在创设之初组织条例里就有选举会员（即后来的院士）的规定，但因为当时国内学术研究基础很差，还没有成熟的学者，只好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是十八个春秋，再次动议已经是抗战胜利的1946年。1948年3月，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才终于凑足了一个吉祥的数字：81。在这首届81名中研院院士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都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

有人曾以此来攻击现在院士水平远不及民国，殊不知那81人（如果只算自然科学界的话，那就只有53人）是五十年科学教育才积累下来的精英，浓缩的都是精华啊！而现在呢，每两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就要进行一次增选，每院增选人数少则30人、多则50人，如此一来，名声和影响力难免被摊薄，自然难以被世人所周知。

李复几道：“依着浮筠贤弟的意思，就是建议中华科学院暂时不评选院士喽？”

夏元瑮点点头：“正是！”

陈传瑚却道：“不妥、不妥！正因为我国现在科研工作者水平普遍低下，我们才要设立‘院士’这个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为什么呢？现在学生之所以更多选择法政、经济等学科，是因为毕业之后可以做官发财，而学习科学技术呢，只能当老师或者去工厂做工。在现今社会，做老师和做工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也在这种环境下只能昏昏噩噩地混日子，浑然忘了读书时候的所学与梦想。而设立‘院士’荣誉，则相当于为学习科学技术的青年树立一个奋斗目标，让他们不至于沉沦。而且现在正值民国肇始，我们应当趁此良机为后世立下轨范，免得将来积重难返。”

李复几道：“谨庸贤弟的意思是先设立‘院士’称号，等到适当机会再评选？”

“为什么现在不能选？”陈传瑚反问道。

夏元瑮皱眉道：“难道让某些人滥竽充数？”

陈传瑚道：“不用，按照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来遴选就行。全国能找到三人就三人，能找到五人就五人，宁缺毋滥。大不了先把院士名额定为十人，以后人才辈出的时候再修改院士名额便是！”

李复几道：“谨庸贤弟建议对院士设置名额限制？”

陈传瑚道：“自然要设置名额限制！任何事物都是以稀为贵，院士名号也不例外。要是逢人就送上一顶院士的帽子，谁还把院士当一回事儿？如果把院士名额设置限制，反而很多人会趋之若鹜！”

孙元起要是在这里听到这番话必然大点其头。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总额倒没有限制，不过每次增选都规定增选总数不超过60名，这就导致无数英豪在此折戟沉沙。但因为院士名号的崇高，这些英豪越挫越勇、屡败屡战，甚至一大批七十好几的老头子还在为此身外之物孜孜不倦的努力。如果说70出头还能理解，毕竟名利之心未死，还想负隅顽抗一次，但那些年近八旬的老先生参与这项运动又何苦来哉？比如2001年参加工程院增选的丁大钧（东南大学，78）、2003年参加工程院增选的王慧炯（国务院发展中心，78），说起来真是令人扼腕！

然而院士评选并不是因为你年长就会特别照顾，尤其是近些年，在增选的时候就明文规定候选人年龄原则上不得超过65周岁（中国工程院为70周岁），超过年限的便需要6名或6名以上院士推荐。即便侥幸进入有效候选人名单，年长的候选者也会最先成为炮灰。每当这个时候，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学者就会黯然神伤良久。而南京大学的唐雯霞教授更是因为当选院士无望而驾鹤西去，真是可怜可叹！

相比之下，某些私人创办以牟利为目的的“国际xx科学院”、“皇家xx科学院”野鸡院士，明码标价5000块钱一顶，从通讯院士到院士、再到资深院士一应俱全，量大从优，任君选购。却没几个人真拿它当回事儿。

李复几道：“要以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来衡量，经世大学倒还有几个人勉强够格，比如研究肺鼠疫防治的伍星联先生（伍连德）、首先提出反物质说的张少涵（张贻惠）等。至于全国别的地方，只怕是一个也无吧？真要依照谨庸贤的弟建议，首批院士会全部花落经世的！”

何育杰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院士该如何选举产生？”

李复几道：“这倒简单！最初的时候，院士人选建议由孙先生直接圈定。以孙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卓绝见识，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