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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深受儒教之影响，日三省吾身，早在1935年7月27日日记中就有自省八病之记载：

今晨澈底自省余之短处，不一而足，愤世太深而不能逃世，此一病也；自待甚高而自修不足，此二病也；既否定自身之能力而求全好胜，名心未除，此三病也；愤激之余，流于冷漠，对人对己均提不起热情，甚至百务颓弛，酬应都废而托于淡泊以此自解，此四病也；对旧友新交，亲疏冷暖，往往过当，有时兴酣耳热，则作交浅言深之箴规，无益于人，徒滋背增，此五病也；对于后进只知奖掖，不知训练又不知保持分际之重要，对于部属只知结以情感，不知绳以纪律，此六病也；对于公务，不知迅速处理，又不能适当支配，迟回审顾，遂多搁置，此七病也；手头事务，不能随到辄了，而心头时常奉忆不已，徒扰神思、盖减兴趣，此八病也；受病已深，祛之不易，但既不能逃世，长往则悠悠忽忽，如何其可急救之道，宜从简易入手：一戒迟眠，二戒多言，三勿求全，四勿搁置太久（五日一检查），其在积极方面，安详豁达，宜学我大哥之长处，热情周至，宜学几分四弟之长处，处事有紊理宜学几分黎张之长处，交友处世，不脱不黏，宜学几分佛海之长处，循此解之，庶寡尤悔乎……

陈布雷交友和读书，也常有心得，多有关修养之类，也涉及对友人看法，如1935年9月23日中有“……读论苑集，阅国语第一、二期中有先秦法家思想一文，条理清晰极可诵，所主张亦平实，但左、李、陈诸人（编者注：当指一些学者），终不肯放弃立场，殆犹有书生之积习也，”而对于他的同乡和同学沙孟海则也视作书生，1935年10月28日日记中载：“……夜，孟海来访，出示回风堂诗稿样本（编者注：即陈、沙的师长冯君木诗文集），肖山朱氏别宥堂所刻也，孟海居京稍久，世事愈谙习而不减书生本色……九时，季鸾来谈外交及华北事，约两小时客去即就寝”。邵元冲是陈布雷浙高同学，又是同事，1936年4月21日日记有记：“……午后无事阅元冲所编民族正气文钞，所收集者自李纲、岳飞、文天祥、王炎午、郑思肖、俞大猷、戚继光、史可法、张煌言至清末民国先烈之文字五十四首，均至性磅礴之文字，并引洪士升语、序书首曰‘宇宙之所以撑持者士气，鼓士气以文章’，其用意可概见也……”5月24日日记中又摘下：“……报上有论因循为烦累之原者，深中予病，前人所谓‘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想得时，切莫缓，便要急急行’，以及陶诗所谓‘身靡余暇，心有长闲’，皆是为余之座右铭也”。1936年1月30日日记又记有：“……阅黄山谷别集八卷，其书简，最可诵摘记数语如下：‘法不孤起，仗景方生，要须俟他日得一披拂，乃可下笔’，‘克勤小物，以道为准，以待浮云之去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夫忠信孝友之实，孰能掩之，’‘浮图书云，无有一善从懒惰懈怠中得来，无有一法从骄慢自恣中得来’，‘凡书字偏检印不减字，所谓失一点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壮士之断臂，’‘人之常病有十种：（一）喜论人之过。（二）不自讼其过，（三）嫉人贤已，（四）见贤不思齐，（五）有过不改而必久，（六）不称事而增语，（七）与人计较曲直，（八）喜窥人之私，（九）乐与不肖者游，（十）好友其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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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心系灾民与自省（2）

陈布雷不仅关心灾情，所以自责自省，对儿童教育也颇关心，令人十分奇怪的是，资源委员会居然编高小课文，尤令人奇者，日理万机之陈布雷居然也会审阅所编高小课本，且看1935年8月11日之日记载：“……审阅资源委员会所编之小学后两年用实验国语教科书共四册、一百五十一课，其分配比例大致：一、记叙文占百分之五十五，说明及应用文占百分之二十五，抒情文及诗歌等占百分之二十，以内容言，关于历史人物传记等约二十篇，地理知识与游记等二十五课，故事寓言等卅课，科学者传记六课，革命史料及三民主义等十四课，看阅一遍，觉编制颇具苦心，但嫌课文太高深冗长又文学的意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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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之亲情与乡情（1）

陈布雷对兄弟、子女、故乡有深切之感情，他在日记中经常提到的当然是他的妻子王允默，还有儿女，而兄弟之中，对大哥屺怀和四弟训慈更是书信往返，并探讨文史等事。1935年8月因陈布雷父陈依仁七十冥寿，请假返乡一行，游母校，拜祖墓，算是他忙里偷闲中大事，他的心情也特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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