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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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伤害一个个体生命，哪怕他（她）再微不足道，也会被视为一种犯罪；如果一个美人被毁了容，我们不仅会在法律的意义上认定那是犯罪，还会感受到某种在美学上也遭受重创的至深痛楚和巨大遗憾。这种对生命和美的本能反应甚至会延伸到动物，尤其是宠物的身上。那么，对经典被肆无忌惮地侵害、扭曲、毁容，我们反倒可以无动于衷吗？

事实上，我也确曾对自己说过：假如你受不了某种诱惑，假如你也那么干，那你就是历史的罪人，美的罪人！

是不是罪人可以讨论，无论如何，人还是有所禁忌为好。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唯物主义。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像物一样随意摆布。譬如国歌，你就不能随便改编。从技术上说这很容易，你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让它变成一首圆舞曲；但假如你真这样做了，很可能会立刻受到法律的追究。

对经典的改编不能生硬地套用法律观念，事实上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提供这方面的保护，至少现在还没有，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这里的约束力量应来自我们的内心，来自我们对生命和美的尊崇。也许类似的问题将来可以有一部公共知识产权保护法来予以考虑，但我们的认识完全可以走在前面。我在这方面给自己定的原则是：旋律和歌词都不动，因为我没有权利动；我只在编曲和演唱上致力于创新。

不必说经典作品，任何作品，其内涵和形式之间的关系都是血肉交融的。形式（包括表演形式）的改变必然内涵的改变，形式上的伤筋动骨必然导致内涵的大受损伤。

我很喜欢一首题为《回答》的诗，是一位当代诗人写的，风格沉痛决绝，既简洁又深刻；可一次吃饭时听到有人用山东快书的节奏朗诵这首诗，说是什么“解构”，那味道就完全变了，变得油腔滑舌。当然这只是某种私下场合的小玩乐，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已足以让我感到不舒服。

在处理自己的作品时也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关系。我的歌，歌词有的是用蒙语写的，有的是用汉语写的，用于不同的场合，就有一个如何翻译的问题。

比如《蒙古人》，最初是用蒙语写的，有好几个汉译版本，我有一个，德德玛有一个，内蒙还另有一个；译得不太一样，但都感觉很难。第一句“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就难。其中的“烟”，在蒙语原文中是指用牛粪烧出来的烟，在草原上，特别是在蒙古包里，人们用烧牛粪来取暖，所以蒙古人用蒙语唱或听这句歌词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温暖的感觉，却不能直译为汉语。因为一则在汉语中“牛粪”有点不雅，二则也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只好回避，译为“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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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都不是的“新民歌”、“新民乐”（2）

拍《黑骏马》时，原版用的是同期声，我说蒙语，内地发行时才译成了汉语。我的声音比较沉，还略显沙哑，而我的配音却宏亮无比，二者相差十万八千里。由此我给自己定下一条：看翻译片一定看原版配字幕的那种，决不看配过音的那种，否则声音、声调里所包含的意味，漏掉的就太多了。

现在我唱《蒙古人》，第一遍肯定是用蒙语。我不担心观众听不懂，其实也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照样喜欢，甚至觉得更好听。

可是，唉，该怎么给那帮瞎折腾的后生们讲这些艺术之所以是艺术、音乐之所以是音乐的道理呢？也许还是应该像我在前面说的，先让他们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地方接受基本训练吧？在音乐学院里，民间音乐可是作为一门专业课教授的，而据我所知，这些后生们百分之九十没有受过类似的训练，文化素质和音乐修养都很差。两天才能学会一首歌，得一小节一节、一个音一个音地帮他扣；却又急于成名，什么东西到了手里，都给你“咚咚咚咚”，浑不吝地平面化成一个模样……你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能懂得经典民歌的或苍郁悲凉，或清丽浏亮，或质朴沉实，或轻盈跳脱呢？也只好“咚咚咚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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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这一批还是最棒的

说到歌手的实力，我觉得八十年代后期出来的那一批，虽说都唱了十多年了，至今还是最棒的，是当前流行歌坛的顶梁柱。

刘欢我特别羡慕，他说英语就像我说汉语那么流利。除了英语，他还会法语。这就不得了。因为语言不只是语言，还是文化。毛阿敏往台上这么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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