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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知道，他们恨我，是由于我这个榜样的存在，将使他们回家后遭受一场厄运，或者脑袋被晃、耳朵被揪；或者脸蛋被拍、屁股开花。这让我很于心不忍。在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下，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体主义观念很强的人，不喜欢个人英雄主义。于是，为了体现大家有难同当的集体主义气概，我在学校里开始了全面捣蛋。

我的捣蛋，完全是有的放矢：伟大领袖和导师教导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才是一个真正的“三好学生”，那么，只要我德育和体育都过不了关，自然就会失去年年拿“三好”的资格，不再成为他们的榜样。如此一来，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因我而再遭受“老兔崽子”、“老王八羔子”们的毒手了。

我认真地衡量过自己：体育方面，我是不用刻意做作的，除了下河摸鱼、上树捉鸟，我对体育向来没兴趣，体育课上，跳高钻杆子底、跳马往上骑是我的“强项”。如果一定要说我体育好，除非把打架也算成一项体育运动，这方面我确实比较积极、活跃，拿板砖拍人、用弹弓射人从来没有二话。但老师们只要没吃错药，估计还不至于这么算，所以，关键是在德育上，我得表现出缺德才行。当时之际，正好学校开展轰轰烈烈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老师要求我们做到“见了老师敬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借此机会，我展开了行动。

先是“见了老师敬个礼”。我对老师是这么“敬礼”的：上课铃响过后，我把教室的门打开一条缝，将装垃圾的箕斗放到门顶上，笑嘻嘻地等待老师推门而入。几次下来，老师对这顶隔三差五就会从天而降的“礼帽”十分恼火，声称逮着是谁干的，一定严惩不贷。我心里十分高兴，就等待着接受严惩，可待查清楚是我干的，他们就变卦了，只是把我叫进办公室，说了几句什么“不要跟差生学坏”之类，就没了下文。我颇感失望，就加大力度，往箕斗里装垃圾。于是，老师在“戴帽”过程中，还得顺便领略一下“雪花那个飘”的滋味。可是，效果还是不大，在遭遇了几次后，老师们个个都学了乖，他们每次进教室之前，会先唱一出《渡江侦察记》，先踢门，再进门，轻而易举地破了我的招数。他们就是不追究我，反而责骂起我的同学、玩伴们来，把他们当成了教唆犯。

“敬礼”不见效，我只好转向对同学们“问好”。为了把事情做到让路人皆知，我想了个损招：趁大家躺在课桌上面午睡之际，把男同学的小弟弟从裤裆里掏出来，在根上绕一圈丝线，打上活结，再把丝线的另一头，牢牢系到该同学的手腕上。这个节目，我将它叫作“提线木偶剧表演”。其灵感来源于：只要该同学的手一动，就会猝不及防地拉扯到小弟弟，痛得龇牙咧嘴，一蹦三尺高。而那一蹦间的风景，像极了机械跳动的木偶。

捣蛋的时间一长，老师们终于明白，一切均是我自为，背后确实没什么“教唆犯”，于是，我的种种劣迹，开始广为流传。可奇怪的是，学校并不因为我的捣蛋而从此不给我“三好学生”奖状，很多人也坚持认为，我依然是一个值得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学校方面的“为什么”，我一时搞不清楚，但别人为什么坚持要把我当成榜样，我很快就得知了原因：因为我们当地民间有句俗语，叫“宁养作天祸，不养阿弥陀”。

所谓民俗，很多时候就是人民的信条。比如这句话，它的表面意思是，宁愿养个会惹下弥天大祸的孩子，也不愿他像泥塑菩萨般，木讷到一棍子都打不出个响屁。其中的道理是这样解释的：孩子会惹祸，说明孩子机灵聪明。这就很明了了，我十分善于惹祸，而且捣蛋行为还创意无限，当然更是聪明中的聪明。就这样，我白忙乎了一场，不仅没能阻止住“小兔崽子”、“小王八羔子”们的脑袋被晃、屁股被揍，还被人们赋予了更高级别、更加明确的预言。他们断定，我的未来前途，肯定会比我的父亲还要金光灿烂。

我父亲在当时，是个正师级军事指挥官，也是这支驻地部队的最高首长。正师级军官在如今，实在不怎么稀罕，仅靠扯开嗓子唱几首不知所云的歌，扭扭屁股跳几个形似抽风的舞，都能随随便便地混上；可在那个年代，是不大可能发生的，能升到这一级别的军人，靠得基本都是实打实的军功。其成长过程，正如唐代曹松所云：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以我父亲来说，他十五岁时参加抗日战争，二十三岁参加解放战争，因军功卓越，不到三十岁成为团长；随后，又率团入朝鲜参战，无数次看着身边的战友倒下，无数次在战场上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完全是一路血雨腥风，才一步步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