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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再不是一个少年人。

但自然并不因我停止它的运行，

世界上仍然到处有着青春，

到处有着刚开放的心灵。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到野外去吧，

在那柔和的蓝色的天空之下，

我想对你们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吟完了，所有人一阵无语。我的朋友说：“都喝够了吧？酸够了吧？如果酸够了，就散！”

于是大家作鸟兽散……

写信的日子和律师手记

周游列城回来之后，我决定回家一趟。我的家在离晴川市很近的一座城市，坐火车回去大概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在火车上，我习惯贴着车窗思考和回忆，让自己的记忆逆着飞驰的列车与时光反向而行。

读大学时，每逢放假时节，我总是把自己好好打理一番才去坐火车，连带书也绝不带《读者》或者《知音》，怎么着也得弄上本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或者从图书馆借来的《国家地理杂志》。每次同学们都要质问我，挤火车你怎么像去相亲呀，我都正色告诉他们，挤火车可是咱们这帮穷学生除了英语角外唯一可以满足艳遇遐想的机会了。

那正是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八年的时节，我们的网络英雄们不是正在耶鲁哈佛喝着洋墨水，就是嘴里叼着汉堡售卖概念吸引风险投资。“网恋”还是静静躺在词海中等待被人生造出来的词语，大学生们只能把外语角、同乡会当作结识异性的平台。

那时候，变着法从我们兜里掏取资讯费的不是移动和联通，而是中国邮政。大一时我每天平均收信三封、回信两封，记得下学期邮票突然涨到了六毛，大家全部气得要跳起来，号称要到各个高校串联鼓动大家都不要写信了，可惜最终发觉此举只能是螳臂挡车而不得不作罢。这间接导致我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反行政垄断的可能性探讨》。

那时候最幸福的事情是找个周日的下午，坐在自习室里给远方甚至是同城的兄弟姐妹们写写信，现在想起当时为了讨好远方的女朋友能用半下午的时间斟酌字句写上万言长信外加用直尺绘上设想中未来小家的草图一幅就顿觉那年代那人真是可爱之极。

当然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为了约定一个饭局，我在周一上午的微积分课上给在本地读书的十六名高中同学每人写了封信，上面全部一句话：“周六上午九点政法大学门口，一起宰小林子！”

然后单独给那位叫小林子的兄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写了封劝其埋单的长信，下课后把信发出，并决定从周四起开始吃素，周五就绝食等待周六的大餐。让我郁闷得发疯的是周五下午居然收到小林子的回信，上书：“周六回家，老爸病了！”在深深地服了这个厚脸皮后为了面子只好自己周六起大早奔政法学院组织聚会然后惨痛地自觉埋单。

自己当时把写信收信作为人生一大乐趣，“信德”极好，逢信必复，哪像现在深受官僚主义毒害，即使朋友发来再有意思再有诚意的短信，我的回复一般都是很简单的两句，古典版的是：“知道了，留中，准你上书房行走。”现代版则是：“阅，抄转某某同志。”

电话也是极为稀罕，那时候每个女生楼也就一部电话，要拨通电话简直比中彩票还难，即使打通了也要用极其谦卑的口吻央求门房的大妈去帮着叫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拨通电话并经历漫长的等待后在话筒里听到高跟鞋顺着楼梯缓缓接近的声响，最痛苦的莫过于接着传来她同寝室同学的声音：“她刚被别的男生约出去了！”当时真是杀人的心都有。

火车继续奔驰，一如既往，没有任何艳遇发生，虽然正值放假，车上美女不少。列车进站后，合上那本让我看得直打瞌睡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我疲惫地下车了。

回家狂睡三天，为了不被妈妈责怪为不务正业，我决定给自己找点事做。一个朋友知道我还是想有些法律方面的实践，便托熟人帮我联系了地方上一家律师事务所，我决定隐瞒警察身份以放暑假的研究生的名义在那里见习。所谓见习不外乎是做律师助理，由于我当时有律师资格证，主任也让我帮忙书写诉状或者跟着他一起出庭。

由于自己一直都负责刑事案件的审查报捕和报送起诉，对刑事审判的流程和环节相对要熟悉一些，自己也很想借实习的机会多接触一些民事案件，通过上民事法庭的机会健全一下自己在民商事法律方面的知识结构。

当时经常带着我出庭的除了主任外就是一位姓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