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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画家陆维钊避居上海友人家，适有挂号信寄到，身边无私章，他便找了块石头用裁纸刀现刻了一枚。陆后来成为名画家，这枚印章却没有被他舍弃。

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时，一次给新生上课，他带着一大包花生进教室，和学生边吃边聊，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林语堂享有“幽默”一词的发明权，鲁迅却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幽默的！”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送给蒋介石一套女人衣服，以示对其不抵抗的抗议；一·二八事变后又送了一套；《何梅协定》签订后再送一套。杨虎城出洋前，去何家拜访，当时已及热天，何香凝仍穿一件长袖的旧褂子，她对杨虎城说：“我把自己的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

臧克家成名后，一次在友人余心清家遇见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余向李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李是个大胖子，此时坐在藤椅上闭目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心里窝火，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徐曾这样描述留法归国的刘半农：“他不是有一个善笑的脸，或者是在法国太用功吧？他的表情是缺少法国人之俏皮。在北河沿畔，他常常抽着雪茄烟；黑帽子遮去了脸，静悄悄地坐着包车或者慢慢地走过。当我在黄昏遇到他的时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时钟的故事，他是像个德国式的学者。”

巴金夫人陈蕴珍（后更名萧珊）是西南联大毕业，曾听金岳霖讲逻辑，感觉很枯燥，便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讲学。当时章已满头白发，穿绸布大褂，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人陪着登上讲台。他向下一望，便讲了起来，满口浙江余杭话，嬉笑怒骂贯穿其间。章的这番讲课，由刘半农翻译，钱玄同负责板书。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周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他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温源宁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平时不说汉语。张中行说他的语调“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其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但温从来不坐，遇风雨天要出门，其妻让他坐汽车，他总是道谢后仍坐人力车去学校。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教授，但口才不行。讲课时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急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速度快且字迹清晰。

1934年初，刘半农初见冰心，他在日记中称她“大有老太婆气概矣”。而冰心后来的朋友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曾去旁听冰心的课，他在日记里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兵而逃。”

北大教授、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手持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然后照本宣科，从来不看台下。下课铃响后，他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就走。他的这个讲义后来确实用《明清史讲义》的名义出书，成为业内学者绕不过去的名著。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林损在北大当教授时岁数不大，因而有些恃才傲物，常借着酒劲出怪语。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答：“陶渊明。”

余叔岩自己唱戏，却看不起唱戏的。他有个女儿，成年后一有人来提亲，他便说：“如果是咱们梨园行，就不必提了。”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喝酒呢？”

1924年暑假，蒋廷黻曾与鲁迅等同去陕西讲学，他后来谈及对鲁迅的印象时说：“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傅东华在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