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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姓潘,潘却问:“阿里个潘呀?”

1920年前后的碧云寺住持聚林法师,用蒋碧微的话说:“是个好人,但却不是好和尚,他不茹素,而且还喜欢喝两杯,曾听人说他在北平城里还养着女人。”

林徽因常在晚上写诗。她的堂弟林宣回忆:林在写诗时总是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

鲁迅说:“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

李长之曾著《鲁迅批判》一书,并寄赠鲁迅。鲁迅在写给孟十还的信中说:“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

李大钊的友人说:“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案”。蒋介石和一批大员临时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车站席地而坐,商讨应敌之计。正商量间,冯玉祥突然爬起来,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便走到路边,去帮一个路过的车夫推车上坡。冯之为人,于此可见一斑。

丁文江对钱昌照说: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

吴蕴初身为大资本家却全无资本家的恶习。抗战胜利后,吴的工厂与资源委员会合资,成立董事会,吴被推为董事长。他召集董事会时,午餐就在会议桌上吃,四菜一汤,不备烟酒,由厂里的大师傅烹饪。参加董事会的人曾戏谑他为“犹太人”。吴本人生活一向简朴,自己的衣食,家里的陈设都极其普通。工厂每年的盈利,除提出一部分扩充规模外,全部捐献社会。

《语丝》同仁聚会时,林语堂说郁达夫:“我们坐在老藤椅上,他常抚弄他的小平头,显得狂放、任性又满足。”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问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潘听后大怒。此时一个在清华教图画的名叫Star的美国女教师出来为潘做主,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潘的成绩在清华同届中首屈一指。

周诒春任清华校长时,正直、直爽、有本事,但架子大,他不允许同学正面和他谈话,学生有事情找他,得站在一边说。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唯一的“劣迹”是某个严冬的深夜,潘光旦起夜时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宿舍门口撒尿,恰巧被正巡查的斋务主任迎面撞上,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当年清华中等科宿舍的厕所号称九间楼,面临操场,黑灯瞎火,加上狂风怒吼,夜里上趟厕所的确��没拧�

西南联大成立后,原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来巡视学生宿舍。蒋梦麟觉得条件太简陋,张伯苓则认为国难当头,学生也应接受磨炼,梅贻琦曾是张伯苓的学生,未便表态。蒋梦麟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1936年夏天,苏南一些高中的学生军训后前往南京中山陵,接受蒋介石的检阅和训话。学生集合站好后,蒋介石缓步登上中山陵的平台,而检阅总指挥桂永清随后从平地迈着正步一阶一阶走上中山陵,这本事确实得练一阵子。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讲的是庄子,他开讲时必说一句话:“《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闻一多讲楚辞,开头则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一多上课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可以抽烟。西南联大的另一位教授唐兰是古文字学专家,却开了一门“词选”课,课上只讲《花间集》。据说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只是用无锡腔调(实是吟唱)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抗战时期,敌机经常空袭后方,西南一带有所谓“跑警报”一说。雷海宗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授课内容已烂熟于胸,无需备课,讲到哪算哪,每回上课现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海宗一次上课前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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