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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竞选的同时，也遭受了挫折。我们每天要在三个不同的小镇赶三场活动，通常每晚却只有一个小型的筹款会。我们专注于政治巡回演说，专注于提高就业率。我们典型的一份竞选活动日程包括：早晨来到一家被迫裁员的比萨店；中午去一家无法在加州立足的互联网客户信贷服务公司；下午再去走访一个连续四个半月无法发工资的电子产品承包商。

每天都如此繁忙，就算是再强壮的人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虽然，我结束癌症的治疗已有一年多，医生也宣布我已经完全康复，但我仍然在不间断地接受治疗，希望能尽快地从各种癌症治疗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10月25日，在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很晚才回到酒店。到了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我觉得我的整个左半侧身体如火燎般疼痛。我赶紧给我在生病期间结识的朋友，也是我的外科大夫劳伦·格林伯格发短信，问她我是否应该去医院接受治疗。她马上回复我：“必须赶紧去医院。”我叫醒了弗兰克，又给黛博拉打了电话。就在那天早晨，离大选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住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院。

在经历了乳房切除手术的噩梦后，我在那年夏天接受了乳房再造手术。植入我左侧胸部的假体受到了感染，为了防止进一步感染，医生不得不再动手术去除假体，并清理伤口。黛博拉后来告诉我，在我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她很怕从此就要失去我了。而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护士给我测量了体温，高达42摄氏度。

我没有听从医生的规劝，在手术后一天就出院了。当时是周三，离大选还有6天，但医生一定要我接受复杂而大胆的抗生素治疗。我们都表现得无比坚强，但事与愿违，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我病得不轻。我想黛博拉、马迪、朱丽叶和整个团队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大家仍在继续卖命地工作，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国家民主机器奋起反抗，全力支持博克瑟上任，甚至连奥巴马总统也参与了一项为博克瑟筹款的竞选活动。米歇尔·奥巴马几天以后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副总统拜登夫妇也现身为博克瑟打气。内阁成员纷纷出现在最后揭晓竞选结果的集会上。那个周五的最后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博克瑟依然以领先8个百分点的优势，保持着自己的战绩。

大选前的一个周日，弗兰克和我去见了曾经担任里根总统竞选经理的斯图·斯宾塞一家，他的妻子巴布是我参加竞选活动过程中的良师益友，是她引荐了我们。我们一起吃了早午餐，斯图告诉我说，他对民意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研究。他说情况不容乐观，但我依然有机会获胜。然后，他问了我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问题：“周二的天气如何？”我说：“应该是美好的一天。”“那么，我觉得你肯定会输了竞选”。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另一方会在洛杉矶取得胜利，然后抛出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瓶子，让选民继续选择她。”那天离开时，弗兰克和我向斯图一家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我们钦佩他的英明和友善，但对他的判断并不认可。

大选当晚虎头蛇尾的竞选过程让人感到沮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些还没有投票的人会倾向于我。随着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地流逝，博克瑟一路领先，但我们依然保持着希望。在洛杉矶城的结果出来之前，有超过1/4的注册选民还没有投票，加州州务卿的民意支持率也在一路下滑。他们认定，博克瑟肯定会赢。但是我们没有认输，还有没有投票的选民，而且网络投票的结果或许会带来转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博克瑟参议员开始发表她的胜利演说，但我们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我的支持者们纷纷来到我们的竞选总部聚集，时间越来越晚了。我不得不对他们说点儿什么。但是，应该说些什么呢？事情发展到眼前这一步，看着家人、朋友和周围的好心人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不知道自己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我已经感到身心俱疲了。我对破釜沉舟的竞选活动，对不听自己使唤的身体都感到厌倦。在开始进行公众演讲前，我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洗手间，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医生们三周前告诉我的事情。我整理了自己的西装，走了出去。弗兰克知道我的努力。“再过几天，才能出结果的。”他说，“你准备干什么？”我不太确定，但我知道一点：我得对我的支持者们说点儿什么，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说出来了。我不希望以后再后悔，我也不希望等身体里装了新的塑料假体后再来做这件事。

我走向空旷的舞台，向大众发表演说。尽管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迷惘的气氛，但观众对我的出现依然给予了热情的掌声。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