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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每天疲于奔命的工人、家庭和老人。更重要的是，官僚主义会使人忘记谁才是纳税人。

这就是加州的故事，政府官僚主义的故事。没有纳税人，就不会有政府的存在。但是，政府却忘了服务和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同时，官僚主义也在发挥自身的作用：发布各种规则、规定和执行没完没了的复杂工作流程。官僚主义者最喜欢的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因此，何苦还要折腾，去主张人们的利益呢？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现在他们却时刻掌控着人们的生活和生计。于是，整个官僚机构关注的就只是如何保住当权者的权力。这样一来，民众的命运不再重要，组织僵化不可避免。

在这种环境下，大型企业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或许能够生存下来。因为，它们有很多律师、会计师以及政府里的说客可以帮助它们克服政府树立的难题和障碍。然而，中小企业就没这么幸运了。事实上，不仅中小企业很难承担税收和法规的成本，大型企业也在纷纷引导中产阶级到别处去就业。硅谷可能会继续催生新的技术公司，但是一旦结束创业阶段，典型的生产转移和为其他地方创造就业的现象就会发生。少数拥有高昂补助的研发工作得以保留，但是，大多数原本可以提供丰厚报酬的中产就业机会就会不复存在。

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尤其是像伊丽莎白·沃伦这类整天感慨贫富差距的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需要格外注意。加州收入差距的增长速度在整个美国都是位居前列的。即使是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这样的自由派也声称，2008～2010年的加州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5＇随着中产阶级相继离去，加州的人口分布越来越像一个哑铃，一端是富豪，另一端是极度贫困人士。加州拥有111位亿万富翁，资产比全世界24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要高。然而，加州的人口贫困率也是全美最高的。这两者之间其他愿意在加州留存下来的中产阶级，大部分都是政府雇员和官僚主义者，他们靠挤走私营企业的中产阶级得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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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得说一句公道话，加州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怪罪于其领导者。近来，一些政府管理机构也在采取一些温和的改革手段，企图改变现状。有些改革措施在民主党控制的立法程序中幸存下来，尽管效果打了折扣。税收的增长令有些政客，包括民主党州长杰瑞·布朗认定，加州的经济已经复原，即使加州还在经历不可持续的公共养老基金负债。同时，萨克拉门托官僚主义者目前的财政收入还是高于其财政支出。

可以说，加州在某一个方面的恢复就是另一个方面悲哀的持续。显然，对于加州的权力精英——即乔尔·考特金所说的贵族自由主义者而言，加州的一切都依然很美好。这里到处都是机遇。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只不过他们对公立教育的投入不够多。他们的财产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至少可以保证不会发生劫富济贫这样的事情。他们的政治观点完整地体现在萨克拉门托不久前出台的社会环境法令中。

权力精英并非坏人。他们关注环境，关注穷人，关注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我相信他们对这些事情、这些人所做的承诺。但是，他们和自由主义人士已经认定，他们的关注点和解决方案——他们的意识形态比其他人的生活和老百姓的生计更加重要。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方案有良好的初衷，只是最终对于他们本来想要关心帮助的人而言，没有太大的助益。无论自由主义者是否能够意识到他们真正所表达的信息就是：我们比你聪明。所以，如果我们毁了你的生活或者限制了你的行动，那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会关照着你的。

自由主义者往往喜欢使用同情和关怀作为把别人当成他们个人思想意识神坛祭品的借口。他们会说，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最终这种自圆其说的方式只不过是他们傲慢的表现罢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对于通过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有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说法——这套医改方案的执笔者必须要对医改的效果撒谎，因为美国的选民实在笨得出奇。这就很好地证明了自由主义者言不由衷的傲慢。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年末对《移民法》的更改——针对无证件移民的规定——也证明这一切只是自由主义者的一厢情愿。无论你是否主张这项行动，关键是对于奥巴马总统而言，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他知道什么是对美国更好的，而对于那些投票给他的美国民众而言，什么是最好的，那都是后话。

这种对民意的忽略和践踏，正在毁掉加州。这也正好说明了美国当下哲学政治理论的核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