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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格里奇婚后不久，他那心急如焚的岳父注意到了埃及一所英国学校招聘教师的广告。薪水比莫格里奇目前在伯明翰得到的高得多。莫格里奇按捺不住兴奋心情去报了名。结果他被录取了，不久即和基蒂一起出发去了埃及北部的明亚。

（图片埃及，金字塔）

到达明亚后，莫格里奇马上注意到那里的某些地方很像他所鄙视的印度社会的状况，只不过在埃及英国的统治软弱得多罢了。这份教师工作也令他大失所望，简直与他在伯明翰的情况毫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学生的肤色和文化而已。晚上，他坐在打字机前埋头写作，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这个梦想好像还很遥远，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来开罗的《卫报》特派记者、作家阿瑟·兰森。十月革命时兰森就在俄国，他对那场伟大革命的亲身经历立即吸引住了莫格里奇。兰森肚子里有数不胜数的秘闻掌故，他说有一次他还和列宁下过棋。兰森把莫格里奇推荐给《卫报》编辑C·P·斯科特。几周后，斯科特回信建议莫格里奇先当三个月见习编辑。莫格里奇欣喜若狂，他那一无所获的教书生涯也许要宣告结束了。

莫格里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埃及。1932年8月莫格里奇夫妻俩回英国时他还在襁褓之中。莫格里奇在担任《卫报》社论作者期间结识了社会主义文学家金斯利·马丁，莫格里奇一家暂时就寄居在曼彻斯特他的家里（后来，他们一家搬进迪兹伯里的一套公寓里），有时候C·P·斯科特会来他家喝茶。莫格里奇除了写社论外，还开始为《曼彻斯特每周卫报》和评论杂志写稿。他的剧本《三套公寓》由戏剧协会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上演后颇受好评。波特南出版社总经理康斯腾特·享廷顿在美国出版了《三套公寓》，并提议莫格里奇写些小说。于是他写出了取材于他对克劳顿的童年回忆的《衰容》（1931年），这本书同样受到欢迎。莫格里奇觉得他终于实现了理想，但是他打消了当自由作家的念头，他认为脱离活跃的报界和他现在很喜欢的闲话专栏太冒险太孤立，他就是在报界工作中形成自己那种辛辣尖锐的幽默感的。

俄国寻梦

1932年保守党政府卷土重来，莫格里奇的父亲失去了罗姆福德众议员的议席。年轻的莫格里奇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认为英国是一座腐朽衰败的城堡，如今在强盗的统治下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了。在阿瑟·兰森的影响下，他对俄国的新时代兴趣倍增。他深信那鲜为人知的革命圣地即便还不成熟，但却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可是怎么才能到那里去呢？《卫报》恰巧给了他一次机遇，莫格里奇的新闻编辑，自然也是他的竞争敌手，建议他去取代即将返回美国的《卫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廉·享利·钱伯林。

1932年末，喜出望外的莫格里奇一家满怀希望动身前往俄国。他们对战后俄国的田园生活很有信心，并计划在那里定居。莫格里奇象征性地烧掉了他的餐服，而基蒂则烧掉了她的晚礼服。他们变卖了珠宝，撤销了银行账户，甚至还处理掉了他们觉得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不会受欢迎的书籍。他们想把以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痕迹统统消除干净。《卫报》安排莫格里奇去俄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这种安排原本很可能使他踟躇不前，但是当时十分乐观的他确信一到那里他很快就会放弃《卫报》的工作，过上完完全全的苏联人生活。基蒂此时又怀孕了，他决定让他的第二个孩子成为苏联公民。

（图片莫斯科红场）

可是莫格里奇一家刚到莫斯科就交上了坏运。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克莱斯摩找到一幢乡间别墅时，基蒂却生了病，一度莫格里奇觉得她生命垂危，这种充满忧愁的恐惧完全替代了他对俄国空想式的热爱。基蒂病愈后返回英国生产，而莫格里奇则留在俄国继续寻觅俄国梦，但是他找不到。当他给《卫报》撰写完第三篇有关俄国饥荒的调查文章时，他的头脑完全清醒了。他知道这些文章一旦发表，他的签证就会受阻。但是那决不能使他放下笔来，因为他在俄国的一些富饶地区亲眼目睹的人为饥荒使他深恶痛绝。他目击了一场导致深重苦难的军事行动，他的俄国乌托邦梦想破灭了。当基蒂打电话告诉他，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安然降生，并且他们有望住进一幢瑞士木屋时，莫格里奇很高兴地抛弃了他的新生活。随后他在1934年出版的《莫斯科的冬天》里写下了他的俄国之行。

1933年秋，莫格里奇去日内瓦的国际劳动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后又转入国际联盟的一个分支机构。不出所料，他回到伦敦后，他的《莫斯科的冬天》果然遭到了社会主义刊物的严厉谴责。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