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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邓小平办事举重若轻，管大事，不经意小事，我不完全赞同。后来，我在同他的接触中碰到过几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颇为深刻。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三线工作之前个把月，我按规矩，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况，多接触他，让他了解我，对我这个保健医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两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说，他是能认识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着出诊包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三号院邓小平家，他正专注地抱着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当他看见我拎着一只黑色出诊包便大声喊道。邓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说话的嗓音比较大，咳嗽清嗓子的声音也很响。看来，他一时未认出我，把我当成办公厅机要局送文件的同志了。

“喔，什么送文件的来了，是张大夫，请进来坐。”卓琳招呼着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时隔七年后的1973年4月，那时他刚被“解放”，没有带随员，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术正在玉泉山休养的周恩来。大家都高兴地到门口去迎接他们。

“你是张大夫，总理还好吧？”他跟我握手时这么说。

这一回，表明他是认识我的，尽管是件小事，况且时间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触过多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当然时间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从表面看，唯有邓小平、董必武和陈云等首长，家庭中三世同堂、儿孙绕膝、共享天伦。尤其是邓小平喜欢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带着第三代到飞机场迎接外宾，参加植树节等重大活动使广大观众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他，与一般的老爷爷含饴弄孙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伟人、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线视察那会儿，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邓小平带着主管国家工业和经济的重要负责人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可见此行的重要意义，此举简直可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媲美。当时的邓小平刚进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战友相处在一起情绪特别高，常听到他侃侃而谈与琅琅笑声。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部队里就听到过许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神奇故事。上级指派我跟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

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犹如他当年带着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一样，他任总前委书记，但他必须要有刘伯承司令员等几位能征惯战的将帅配合默契，方能度过重重难关，克敌制胜。

想当年，三线建设工程规模空前，在国家工业底子薄，经济尚不富裕，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措。其时，咬着牙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去创造奇迹！当时，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钢铁联合重工业基地正待开发当中。邓小平此行，带着中央主管工业、经济建设和铁路运输的主要负责人同行，无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战局的结果如何，“文革”动乱便开始了。

此次随邓小平去三线视察工作发生了一件虽说有惊无险却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乡，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热情接待并随同总书记视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大家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原先安排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水陆两用坦克成了“一用”，暂且只好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大家未能看坦克车开进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点煞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厂，厂房之大使我生平第一次开了眼界。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了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车外，里边停满了坦克车。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长站在前边，随员在后。我站在邓小平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我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我们背靠停放在身后冷冰冰、硬梆梆的钢铁家伙——水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