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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全部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到会与群众见面。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正是盛夏季节的另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一次万人集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都说了同一句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于是，各单位的工作组便一风吹，全部撤走了。各大专院校形成“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局面。广大群众议论纷纷，出现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将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16号楼。自此，16号楼天天开会，会议都在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会议时间都很长，大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一直开到天亮者也屡见不鲜。这个会议名称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与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以及萧华、杨成武等人也参加会议。每天会议开始后，随员们各找地方或坐或躺，随遇而安东倒西歪地在那儿睡觉，小伙子熬夜都不如首长们，我也一样。

“中央文革碰头会”很像一把“大筛子”，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发展，被打倒、揪斗的人渐渐增加。陶铸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被打倒的，也是级别最高的领导人之一。

嗣后，被打倒的人数陆续增加，像陈毅、谭震林、聂荣臻、徐向前及萧华等人都被批斗，叫喊着要“倒”他们。后来，又是林彪和“四人帮”一手策划的所谓“杨、余、傅”（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事件，现在已记不清楚孰先孰后的次序了。经过这把“大筛子”过滤以后，剩下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日益减少。

“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老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的事例实在大多。运动开始时，周恩来便成天忙着“救火”、“救人”，保这个救那个，为此，“四人帮”批判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保皇派的黑后台”

其实，在我看来，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同所谓的“二月逆流”们本无多大的原则差别，只因他处的地位特殊，要求他不能硬顶、逆风而上，否则就没有缓冲及转圜的余地，国家与人民的损失会更加惨重。因此，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要求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处境艰难与殚精竭虑地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历史已有公论。1981年6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十分明白：“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由于工作需要，每年“五一”“十一”我都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医疗保健值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见到城楼大殿里的布局仍同往常一样，但细细观察，便发现座席安排及人际交往方面有明显异常。

从前，大殿正中面南坐北和两侧摆着大沙发，沙发背后挡着屏风用以隔音及挡视线；大殿进门的东西两侧各摆着一长溜铺有绿呢或白桌布的长条桌。按惯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七个政治局常委坐在这三面大沙发上。西侧的长条桌为中央委员而设，东边的为民主党派与党外民主人士专用。

这一次的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独自坐在中间沙发上吸烟，有时林彪走过去坐到他跟前说几句话；朱德偶尔坐到右侧沙发上小憩，但不见其他领导人坐到那三面大沙发上去。刘少奇独自站在为中央委员设的右侧长条桌旁，他的身旁只有一个警卫人员跟随。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往日在这种场合必有许多大人物围着他说话，起码会主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如今的刘少奇显然受到了冷落，从他面前经过的人，亦未见有谁理睬他，这肯定与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有关。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并向社会公开发表。刘的地位下降了，人们疏远他、同他保持了距离。真可谓“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不久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