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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滇、黔、蜀、楚等省的偏远山区，古代夷多汉少，因为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等原因，历代中央王朝都采用以夷治夷的方式管理地方。

元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以少制多的矛盾。于是就在边远地区设宣慰司，下管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以示区别。

在这两种设置中，中上层使用流官、蒙古贵族，参用土人任长官。而在边远地区的下层如长官司，则基本上全用土人，一经任用，即为世袭。土官有了一个新任职机构，尾字是司。这儿土与司的结合，便成了后来“土司”的说法。

虽然以往各个王朝，也对土官是赐封官职，但是在元代是正式授予诰敕，印章虎符等多种执政凭证。对承袭方式、提升奖罚和贡赋等等，都有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后朝所称的土司制度得以基本定型。

土司世袭的范围，多为地广人稀之地，其地都是十分庞大。土地不能买卖，土人亦无或少有人身自由，实质上就是奴隶制和农奴制。

明朝得了天下，宣称只要归附即用原官授之，甚至对有疑虑不愿到京师领职的土酋，还屈尊遣使去颁发诰敕和符印等执政凭证。到明中期最鼎盛时，各省的涉边少数民族地区，共设土司三千余处。

为了保证边疆的稳定，明朝在各个边疆地区的军事要地设立军事卫、所，屯兵以耕种等方式自给，广织军事防卫网。对边远地区的土司也是恩威并施，广施安抚，轻错宽宥，重罪必究，杀一儆百。

随着明朝中后期，财政越来越捉襟见肘，边疆兵备也随之糜烂，各个卫所兵士大量逃亡。使得各地的土司势力慢慢坐大，渐生异心而反。而且明朝以改土归流之法应对，激化了矛盾，引发了许多战事。

历史上每当中央王朝内外交困之际，边疆地区的局势都会糜烂不堪，各地土司纷纷作乱，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而西南偏远地区尤甚。

先是西南播州杨应龙作乱十多年，后是奢安之乱，贵州与四川两大土司联合起来，占重庆，攻成都、围贵阳，将大半个西南地区陷入战火，战事持续十多年。战事刚结束，又有云南众多土司参与的沙普之乱。

这个时代因为远东军的横空出世，历史已经完全改变了。明朝因为没有了辽东后金的数次入关侵袭，在西南地区还保留着白杆军等数支相当强的武装力量，所以历史上的奢安之乱，并没有发生。

但是随着远东军入主中原，仓促成立的南明政权，也仅仅是控制了浙江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其他地区基本都是大明各路军头的势力范围，南明小皇帝根本支使不动这帮军阀。

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流贼分别逃到了长江以南后，张献忠因为保留了老营的精锐，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重新收拢了大批的流民，在湖广南部站住了脚。

可能是因为南明懦弱，张献忠随即建立了大西政权，并在湖广称帝。他心里明镜似的，反正这天下早晚都是远东的，还是趁着远东南下之前，尽早的做几天皇帝吧。

周比利与张献忠见面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件事，那就是过江以后不许随意祸害底层百姓，并威胁了一番，若是发现有肆意杀戮凌辱百姓的事情，远东军将追杀他到天涯海角。

也许是被远东军吓坏了，也许是他良心发现，张献忠过江之后，确实没有像历史上肆意杀戮百姓，建立大西政权以后，甚至还在自己的控制区推行了很多善政，当地局势一直很平静，百姓的日子还算是过得去，这也让远东公司上下诧异不已。

李自成就苦逼多了，他手下最能打的老营精锐被远东军一顿狂轰滥炸，死的死逃的逃，最后仅有几百人随他逃过了长江。

他在江西重新摇旗汇聚流民，虽然也收拢了数万人，但是因为没有了老营精锐打底子，战斗力直线下降，在与江西等地的明军军阀和地主武装战斗过程中接连败北，陷入一帮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最后战死在江西。

远东军入主中原以后，郑芝龙引远东军的一个师登陆福建，然后四处出击，横扫了福建沿海地区，彻底控制了福州、漳州和泉州等地福建最繁华的地区，虽然没有打出远东的旗号，但是对大明也是听调不听宣。

南明政权为了笼络他，遣使封他为福建总兵官，掌管福建一切军政事宜。郑芝龙在福建采取铁血手段，强力施行土地和税务改革，遭到了当地封建传统势力的顽强阻扰。

郑芝龙哪管那个，在远东军的帮助下，在福建各地大开杀戒，杀得血流成河，狠狠的震慑了各地的士绅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