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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彼一时，1941年的中条山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这当然与大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黄仁宇谈到，到1941年，即抗战进行到一半时，国内物价已是战前的二十倍。随着贫困加剧和给养不足，厌战情绪开始蔓延，军队中的吃空额和走私现象屡见不鲜，且很难遏制。

这种情况各战区都有，但以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尤为严重。

中条山守军，号称二十万，其实根本就不足二十万。首先是因为招不满，使“壮丁”竟然沦为商品，能够进入市场买卖了，开始是秘密的，后来就转入公开。比如在洛阳，一个壮丁的价格是棉花一千斤，或者小麦三十石。

有利可图之后，“壮丁”也成了职业。同一个人可以被卖到十次以上，也就是先到市场上去“卖”自己，然后再从部队里逃出来，接着再“卖”，如此往复，等于拿来换了十次以上的钱。

其次是逃兵现象控制不住。中条山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士兵都要自己打柴、背粮，甚至是推磨子，可谓是战时拼性命、战前做苦工。后方部队的士兵，只要听到是开去中条山，就哭的哭、逃的逃。

当兵的苦，当官的也不好过，饷少就得想别的招，或者吃空额，或者派些人到沦陷区做生意，一来二去，已全无一点打仗的欲望和警惕性。

到1941年，中条山的所谓“抗战”，真的弄得跟儿戏一般了，很多部队都坐在山上不闻不动，就算是偶尔下山，也是一群人在空地方胡转一圈，连枪都没放，就算“凯旋”了。

有些军官对此非常忧虑，把情况反映给卫立煌，可是卫立煌不相信，反而怪对方不会带兵。

你放松，对手却没放松。“华北方面军”一直在观察着中条山动向，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有机可乘。

最后的愚人

1941年5月7日夜间，“华北方面军”突然对中条山发起空前规模的侵略，参战部队达到了六师三旅团。

中条山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前日军通过侦察，已经掌握了守军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他们组织突击队，或提前空降潜伏，或抄小路，对师以上指挥系统进行突袭，由此造成一种奇怪现象，即前方还没怎么打，后方却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指挥。

仅仅一天时间，中条山的两支集团军便被分割开来，双双陷入困境。

卫立煌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在“失街亭”这场戏中，马谡要屯兵山上，王平说你这是自处绝地，如果魏军断掉我们的水源，岂非不战自乱？

中条山守军除了怕断水断粮外，还最怕没有退路，因为身背后就是黄河。

按理，中条山靠黄河北岸应预先建筑一定数量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保障战时的水上交通，但卫立煌在这方面又做得不够好，结果日军一个迂回，率先抢占黄河岸边，大家都回不去了。

中条山区南北纵深不过五十公里，要想藏到山里去打游击都很困难，守军在被日军包围后，立刻步当年三国蜀军之后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陷入崩溃边缘，其失败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不打就垮的战争，但有一些勇敢的云南人坚持到了最后。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唐淮源是个略显固执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些“愚”。有一次打仗，眼看打不过了，唐淮源说要撤，而同僚反对，最后还是撤了回来，途中丢了门大炮。

那个时候，部队有一门大炮都不得了，往往打仗输赢全靠它。同僚因此责怪，“我说的吧，要不撤，大炮就不能丢，你还是太胆小。”唐淮源一听就急了，两人吵着吵着，竟然操起家什打了起来，结果老唐脑袋上挨一扁担，终生留下一道疤。

唐淮源在云南滇军中本来已坐到了前几把交椅，后来唐继尧杀回云南，要夺他的权。大家事先说好，找个空地方单挑，谁败了谁下台。

唐淮源败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走了。

退出云南后，唐淮源从师长干起。某天上面来人视察，私下要打点费，老唐没理他，那厮没捞到好处，回去后就气呼呼地给打了个差分，将唐淮源由中将师长一下子降到上校师长，比下级的军衔还要低。

这样的“愚人”，本来是不适合在场面上混的，唐淮源自己说过，他之所以能忍受得下来，全是因为要顾及自己的母亲。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就被父亲弃养，由母亲一手带大，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