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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把这位名字不便透露的先生叫做汉斯。他告诉我一些“你爹跟我说过的他在战争时期的经历”。可是他用不着装，他缺乏了美国占领者的趾高气昂，反而更像个在老欧洲经历过大战，失去过挚爱的人。

“您是在战争时期就在德国的，或许就在帝国安全局工作？”我轻易就能把一个心碎的人辨认出来，这类人在德国有许多，他回敬以“令尊在世时想必不希望你涉及他的过往”的微笑。

这种对话很危险，接近一些被禁止的信息时，会感到仿佛有刀锋在鼻尖前划过。但世界也没那么无情，或者说生于大战之中的我比老一辈人更虚无，从而造就了汉斯先生的相对仁慈。总而言之，和这位江湖老手的相遇并没有使我尸骨无存，反而得知了一段有关我父亲从纽伦堡到普拉赫的故事。

海因茨？加兰在1948年接受了盖伦的邀请，几经周折后于1952年出狱并成为盖伦组织成员，1956年联邦德国情报局（BND）建立时他是对苏反谍处的负责人。这是他散见于《狱中笔记》的讳莫如深的内容，我根据汉斯先生藏头露尾地透露的信息把它们编辑成《逃亡之路》。至于汉斯的目的，或许是希望我这个沉不住气的小鬼去做些什么。

我想起1957年初闯入家中的BND调查人员。“您可否给我普及一下波匈事件？”我问道。汉斯说，我和我的父亲一样有着近乎直觉的逻辑。

那年我和汉斯先生那位性格尖锐的儿子一起在中欧四处探查。我想知道有关父亲的事，了解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说了什么，了解一段历史也不能仅仅去看那些过去有意留下的资料，未来是更为铮亮的一把钥匙。汉斯先生默许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舒尔维克跟我一起行动，可能只是为了保证事态不至于因为我的万一失踪而变大。

但这是六十年代，我们这一辈人远比父辈设想的更胆大。1961年底，BND与东方阵营暗中媾合的丑闻被《明镜》周刊踢爆，这一年我21岁，只是科隆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个普通学生，亚历山大则刚满17岁。当西德媒体把普拉赫的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时，我们只是像恶作剧的孩子那样，互相扮个鬼脸，然后飞快地逃往任意一个街角。

我最初的目的是弄清海因茨？加兰从1948年到1956年的经历，他是死因，现在我却知道了东德与西德的一段至今未曾透露的当代史。与之相关档案还需尘封30年，但有一本小说记叙这些只能作为可能性来讨论的事件，它名为《槲寄生之箭》，前几年已经在英国出版。

它和这本《狱中笔记》一样，是为我那位陌生而秉性无比相似的父亲而编写的，我已经独自长大成人，愿他在后辈的追索和理解之中得到安宁。

海因茨？加兰（Jr。）

1965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