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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农村的母亲得以落实政策返城了。

次年，父亲退休了。但他还到离家很远的汽修厂工作。每天早晚两次赶公交车，有时被挤得摔倒在地，或是手被车门夹破，但他回家从未有过一声叹息，还哼着他的家乡小调找家务事做……

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红岩》等革命小说成长的我，最大的向往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接受多次的家庭出身审查和团组织对我的考验。看着和我一起写入团申请书的同学已经成为一名共青团团员，那一刻，我恨透了父亲。是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进步，影响了我对组织的渴望……

可生活中，父亲在养育着我。再苦再累，他都默默承受。

每当家里炖汤煮肉，母亲总要把我和弟弟拉到一边悄悄交待：“你父亲年纪大了，让他多吃一点，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

在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抢着吃玉米饭，母亲很无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年过八旬的父亲再也累不动了，躺倒在病床上。

在医院的三个月中，不知何故，医生查房或来人探望，父亲讲的全是海南话。医生用问询的目光回头看我，我学会了简单的海南话。

回家养病的父亲基本不能下楼了。

心路漫漫（7）

那天清晨，母亲焦急地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见了！

我连忙赶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说，她出去取牛奶，回来就不见了病床上的父亲。实在想不到，久病的父亲居然能走动，而且还下了六楼，不见了！

晨风中；我与母亲四处奔寻。终于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湖畔，看到了伫立在湖边的父亲。一根拐杖支撑着他瘦弱的身躯，纹丝不动！

“你！你来这里干嘛？”喘息不已的母亲急忙搀扶着父亲。

“我，我想回海南岛！到新加坡！看‘天和堂’！”

听着父亲一字一句地从嘴里蹦出来的这些想法，我和母亲感到非常的惊异。

“好，等你病好了，就回海南岛、到新加坡。”我和母亲劝慰着父亲，慢慢地把他扶回了家。

从此，再未下楼的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深深地惦念着他的家乡，他的第二故乡——直到病故。

父亲走了，留下一张行军床、一只美国军用水壶、一本华侨登记证。

心路漫漫

人们经历过的种种事情，时间久了便沉淀为许多记忆。有些记忆是需要拿出来回放的，并细细回味。酸的变甜，甜的发酸。

人生需要有回忆！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幼稚园的老师特别偏爱我。我的衣裙在当时穿的总是与别的小朋友不同，色彩鲜艳，款式独特。印象最深的是一条紫红色的连衣裤，开口在左肩上有一排纽扣，每次方便，都需老师帮忙。此时，老师就说：“看你这衣着，就知你家与众不同！”

回到家，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穿的衣裙是你新加坡大伯母寄来的，当然就与别人的不一样喽！”

“新加坡在什么地方？”

“听说在南洋，很远很远。”

母亲把她所知的点滴向我输入。若干年后，我从父亲一些往来的信件中得知，新加坡的伯母一直盼着父亲回去，因伯父在新加坡沦陷后不久生病去世，父亲和伯父与两个海南同乡共同投资开办的“天和堂药店”需父亲回去照料。但父亲在两次机工复员时都因被派工作，没有赶上再返新加坡。后来伯母曾来信说，若父亲实在回不去，送一孩子回新加坡也行（伯母身边没有孩子），父亲没有把身边的孩子送过去。新加坡“天和堂药店”的股份和经营全留给了伯母。

……

我的家庭的确与别人的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和我同龄人的父亲相比，我的父亲是一位老人，我出生时父亲已62岁。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邻居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爷爷”。

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共住着五户人家。楼上两户、楼下三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双足被缠成三寸金莲的彭奶奶。她随时穿一身整洁的对襟衣服，说话总是很温和。据说，彭奶奶是个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她能读书、写字、知书达理，很受人们的尊重。

那年我七岁，在我刚步入校门不久，不明白一家人怎会各居一方。母亲带着弟弟下放到了农村，父亲被隔离审查。

独居的我经常得到彭奶奶的照顾，冷暖、温饱她都会过问。夜晚我关门入睡，用被子把自己的身子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