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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种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局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初步重视的时代。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就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征召入宫。文人因文学才能被赏识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汉代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由于武帝的提倡,辞赋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

西汉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学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学体裁——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形式上发生过许多变化,如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西汉后期,在辞赋创作中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赋》在《诗经》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词语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这种用典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碑铭、连珠、吊文、哀辞等,在后来大都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了大量作品。

诗歌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发展。汉武帝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乐府”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词被称为乐府诗,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也称为乐府。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为士人普遍诵习,但除了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四言诗外,四言诗体却逐渐退出文学舞台。而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则以楚歌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王朝的新气象。

秦朝灭亡后最早的楚歌,应是项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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