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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汉书…儒林传》还记述了鲁许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传授鲁诗的事迹，其弟子“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可见鲁诗在西汉传播之广。

《汉书…儒林传》载：“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毛公，赵人也。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可见齐诗、韩诗传播也较广，而毛诗则逊色许多。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记载了西汉初贾谊学诗诵诗的情况：“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汉书…贾谊传》引用了这段记载。这段话表明贾谊在十八岁以前曾经学习《诗经》，并“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吴公的举荐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私学兴盛，官学衰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专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学说，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学说。《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在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西汉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时为了笼络广大儒生，树立自己的声望，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袭了二千多年而没有大的改变。这一时期，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制度，太学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新书…傅职》）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繁露…玉杯》）《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云：“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说明了官学的基本教材。《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汉代的儒生对《诗经》是极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学家扬雄在辞赋的创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这说明汉代学校教育对于《诗经》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