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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文学虽然总体上不能与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权实行汉化政策、重视教育的结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历代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时，邢邵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后，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诗人魏收由魏入齐后，颇受重用，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北朝历代君王和上层贵族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对流落北朝的南方文士十分尊崇。如庾信滞留西魏时，很受皇室器重，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交。王褒出仕西魏、北周，以门第与文才受到重视，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当时北周与陈朝通好，允许南方流寓人士归还故国，因庾信与王褒久享盛名，北周君主坚决不准许两人南归。北朝政权对文士的尊崇可见一斑。

北朝政权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两汉魏晋以来的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曾一度改称中书学，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北朝政权在都城和各地设立官学，尊崇孔子，学习儒家经典，推广儒家学说，《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魏书…薛辩传附子谨传》载：太武帝拓拔焘时的河东太守薛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汉末魏晋以来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却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著名诗人邢邵曾任中书监、国子祭酒，直接负责中央官学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历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较深厚的儒学修养，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诗作赋；受到两晋老庄风行的影响，他们往往还学习《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阴平国遣使朝贡。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于京师。”“（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孝文帝不仅精通“《五经》之义”，“善谈《庄》、《老》”，而且“诗赋铭颂，任兴而作”，能与群臣一起赋诗，其文化修养可谓深厚矣。《魏书…郑羲列传附子道昭传》还记载了孝文帝与诸大臣赋诗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北魏前废帝元恭也能作诗。《魏书…前废帝纪》载：前废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赋诗曰：‘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首五言诗表达了他被逼迫退位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东魏孝静帝能文能武，颇好文学，连他的妃子也能吟诗。《魏书…孝静帝纪》：“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