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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情调。地域环境的影响和北方游牧民族粗犷强悍的气质，决定辽代诗歌的基本风貌，这恰恰说明了辽代诗歌教育的特色和成就。

南宋学者洪迈在其巨著《夷坚志》中记载：“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洪迈《夷坚志》丙集卷十八《契丹诵诗》）从洪迈的记述中，可以一斑而窥全豹，约略感知辽代诗歌教育的概况。

夏是我国西北方的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038年，李元昊在其祖李继迁、父李德明努力的基础上正式称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项制度，广泛吸引汉族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西夏是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诞生的，强盛时期曾经先与北宋、辽，后与南宋、金三足鼎立。1227年，西夏被蒙古大军所灭。由于蒙古军队的毁灭性屠杀，西夏故地变成废墟，其历史断绝，其文化堙没。

西夏的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吸收汉文化。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也是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西夏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文化。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景宗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1035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他重用的主要谋臣张元、吴昊等都是关中汉族文士。毅宗李谅祚实行改革，使西夏进一步汉化。1061年，“请去蕃礼，从汉仪”，“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1101年，崇宗李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仁宗李仁孝更加尊崇儒学，并尊奉孔子为文宣帝，进一步确立了科举制。“（绍兴）十三年（1143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他将国学子弟增加到三千人。“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神宗李遵顼博览群书，于1203年参加科举考中西夏状元。1211年，他发动宫廷政变，废襄宗李安全自立，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通过科举擢为状元的皇帝。

由于西夏文献曾遭到毁灭性破坏，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而诗歌就更是少之又少。根据史籍的有限记载和国内外“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大致可以确认，西夏与同时期的其它王朝一样，也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也曾产生了较多的诗歌作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宋史…夏国传》记载他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本身是兵书，既然称为“歌”“诀”，其形式上必定是诗歌。西夏崇宗李乾顺不仅能作诗，还与大臣互相唱和。《宋史…夏国传》载：1139年，“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1041年，宋夏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宋史…夏国传》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民谣《十不如》的内容虽难以知晓，但当是诗歌应无异议。近年在西夏陵园李仁孝陵的碑亭遗址中，发现刻有《灵芝颂》部分内容的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的诗句，每句四言，并有韵律，据此判断，《灵芝颂》当是一首四言诗。其语句文雅秀美，内容则歌功颂德，表现出西夏宫廷诗的特点。

李元昊时的重臣张元在投靠西夏前就写有咏《雪》诗、咏《鹰》诗。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第四十五条说：“凡诗带桀骜之气，其人必非良士。张元咏《雪》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鹰》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