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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全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除了那些战争亲历者和受害者，更多的人对于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黑暗，也所知甚少。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中国人需要让世界倾听，但是中国人怎么才能让世界倾听？怎样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该问问我们自己

2001年12月5日，王选带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吴世根和731老兵筱塚良雄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日军暴行见证会”。一次在报告会上，有人问日本律师：“如果我们的官司一审输了，二审又输了，我们还应该告吗？”

王选一把抢过话筒：“这个问题不要问日本人，应该问我们中国人。中国是受难者，讨不讨公道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

中国20多个省受到细菌战攻击，100万人死于细菌战，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数字。但是相对于中国受难的情况来说，细菌战受难者诉说的声音还是太微弱，可以诉说的渠道还是太少。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由世界各地五十个草根基层团体联合组成，成立于1994年，宗旨是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真相。

当王选知道了史维会时，就找到了史维会的电话号码，将电话打到了美国：“我是王选，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我们在和日本打细菌战的官司。我们掌握大量日本细菌战的证据，你们史维会开会，怎么不叫上我们？”

就这样，王选和史维会取得联系，为中国受害者在世界上发出声音打开了一条通道。

1998年10月12日至18日，史维会在多伦多召开第三届大会，王选作为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的中国原告代表参加大会，并就中国细菌战受害和细菌战诉讼作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认识王选。闻黎明说：

王选在这个会上并不是中心人物。当时对日民间索赔问题在北美的呼声很高，但影响最大的是慰安妇。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韩国的几个慰安妇。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张纯如和她写的书《南京大屠杀》。

王选的个子很小，双肩背着一个大包，见了人就说细菌战，不管别人爱不爱听，说完了就从她的大包里拿出材料分发，也不管别人要不要。有的材料是油印的，很简陋。她用英语、日语、中文在众多的陌生人里自己介绍自己。

每见一个人她都毫不吝惜地重新说一遍，每一次讲都很激动，充满激情。她的语言能力使她无论什么人都能说上话。

来参加史维会会议的有中国内地和台湾两岸政府人士，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和平人士，有战争的受害者，来自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劳工，还有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会议涉及了两岸三地，在有些问题上大家还有分歧，但对待历史的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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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2）

1998年被看成是中日关系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中日关系从友善到出现了恶化的苗头。

闻黎明说：“我们觉得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诉讼。王选和中国的原告们在走一条没有底的路，细菌战诉讼开始已一年多，基本上是处于无依无靠孤军奋战的状态。但他们自己不觉得。”

1998年，史维会邀请以土屋公献为团长的“日本暴行见证报告团”前往多伦多、温哥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举行报告会，王选带着筱塚良雄等侵华老兵前往作证。

报告团从芝加哥进入美国时，王选带着的日本老兵筱塚良雄、东史郞等被美国海关以不欢迎战争罪犯为由拒绝入境。虽然一再申诉他们来美国是揭露战争犯罪的证人，但还是不能入境。

王选在这次报告会上是一名演讲者，也是一名组织者联络者，还是一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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