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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最显眼的位置上，村子最高处房屋的青黑色为基调的飞檐下，刷着一块鲜红的标语，上面写着九个黑色的大字：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这些，都是这个七十一岁老人的杰作，是他写给崇山村、写给中国和世界的名片。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说出这句话的王锦悌很谦卑，笑起来黑洞洞没有牙的嘴让他看起来更苍老。他生活得很贫困，大儿子智残，每天呆坐在门口，家徒四壁。但是从他空荡荡的堂屋里一眼望出去，就是那块鲜红鲜红的标语。细菌战诉讼让这个贫寒而普通的老人身上有了别样的气质：硬骨、尊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战争受害者的个人权利从来没有得到过关注和伸张。个人权利和战争的苦难感受长期处于被漠视状态。细菌战诉讼让他们发现自己有权力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个人从来没有那么重要过。

义乌原告的觉悟之高，出乎记者的想象。在他们的语言表达里，你总能听到尊严、和平、人类这样的远非一个普通农民经常会讲的话。

这是一种觉悟，这种觉悟是从“我”出发的，而不是外在强加的，它是一种油然的喷发和表达，它出自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一种力量，是中国民间稀少的珍贵的力量。

原告团秘书何必会把这种力量称为中国乡间的人权革命。他说，这场诉讼是场跨世纪的大诉讼，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大政治事件，诉讼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乡间、普通百姓当中的人权革命。涉及的内容是民主、法制，个人的权力和尊严。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跨越的一个过程。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长久的。

王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带着中国的农民自己去争取权利，让细菌战受害者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她引导中国的老百姓走向国际，这样的工作在中国少有人做，而王选做了。她走到农民的家里，向农民们动员；她站在田野里，大声地宣讲和鼓动；她带着农民进城，到日本，到美国，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让他们在世界面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王选超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

王选带给中国知识界的冲击是长久而深远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距离太远，做具体琐碎事的人不多，投身这样的事业的人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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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1）

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悖论，王选常常被人问：到日本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就浑身发抖，她们的怀疑是根本的，发自内心的。她们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日本人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安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打了那么久，又不赔，就不要打了嘛！”好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对细菌战诉讼意义的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打官司磨出来的，不去打这个官司，不把中国人的苦难拿到世界拿到人类历史上去进行比较，怎么会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王选说。

在多次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后，王选会变得不耐烦：“你问这样的话就是无知！谁是输赢的最终评判者？仅仅是日本法官吗？因为注定要输，我们就可以不打吗？！”

但是打下去谈何容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8年，40多次开庭，每一个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的费用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义乌的细菌战诉讼全部都是民间自发行为，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原告出庭要自己掏费用或者到社会上去找赞助。

王选和王培根在义乌动员了他们所能动员的全部资源，学生、朋友、部下，年年都要去做筹资的工作。“年年如此，大家都受不了了，一开始大家给钱痛快，后来也就难了。”

这笔数字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就连王选的母亲都受不了了，一开始王选回国经常住在母亲家里，后来母亲对王选说：“你不要住我这里了，你住一个月，电话费就要3000多块，我怎么能受得了？”

2003年11月，王选应一家网络公司之邀到宁波商谈捐款，可结果是现场筹款不足2000元。本来按计划将与100位企业家具体商谈筹款事宜，并商讨成立一个日常性的机构来处理各方捐款的，谁知到现场的企业家寥寥无几。开设在《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