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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实录》卷154)

河务事大,治河者必为杰出之人。作为河臣,靳辅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走马上任的。这一年,他44岁,正值壮年。在担当治河的重任以前,他是安徽巡抚。此前还做过武英学士兼礼部侍郎、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国史院学士等职。他似乎一直很单纯地在从事着学术研究,究竟在治河方面有何特殊才能呢?

果然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靳辅几乎在一上任,就显出了相当高超的治水才能。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刚刚上任的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写了八份奏折给康熙帝。这些奏折立足实际,博采众议,提出了治上游、疏下游,堵塞黄河、淮水各处缺口的治理方案,充分展示了他的治水才干。这个“日上八疏”的壮举,是相当漂亮的一仗。他的大部分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嗣后的事实也证明,在当时科技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他的这些方法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但中国的事情,却往往不会那么简单。你做得不好,有人说你;你做得好,也照样有人说你。所有的事情常常都是陷在人际关系里的。不可预测的洪水,时常会使费尽千辛万苦的治河工程毁于一旦。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但在官场上,这却很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关于靳辅的争议就是从治河开始的。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靳辅治理下的黄河、淮水、运河虽然减少了水患,但并未就此完全平静。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在萧家渡决口。争论便开始了。虽然治河成效明显,但这一场争论中,靳辅显然处于下风。因为水患确实没有彻底解决(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之事),而修堤防洪又费了那么多钱粮,加上有不同意见的水利专家在其中作梗。朝廷经过讨论,说要革除他的官职,并且要他自己出钱赔修溃塌的决口。实际上,这已经把靳辅置于不能翻身之地。你想想,革了你的官,夺了你的财,你还有什么呢?好在康熙这个人比较实际。他认为,要靳辅赔修,显然赔不起。如果真的赔修,很可能耽误朝廷的水路运输,这可不划算。于是,就让靳辅戴罪督修。

这一场论争,让靳辅饱受委屈。可这样的日子似乎才刚刚开始。康熙二十四年,另一场“委屈”又来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是黄河水如何入海的问题。当是时,协助靳辅治水的是廉吏于成龙。他认为,要让黄河水入海,最重要的就是把入海口疏通。靳辅则认为,入海口处海平面高出内河五尺,疏浚入海口只会引起潮水内灌,害处更大,应该修筑高堤,束黄河水入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靳辅的治河之法显然科学可行一些。但正如前面所讲的,治河问题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争斗,成为了人际关系之争,自然就不会那么简单。这次争论持续甚久。在规格很高的九卿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治河没有经验,而靳辅久任河务,应采纳他的意见。但也有许多要员支持于成龙。一时难以决断。这时,出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保持决策的准确性,康熙派出工部尚书萨穆哈找江宁巡抚汤斌等人到治河前沿进行实地考察。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根据萨穆哈等人的回奏,朝廷认为疏浚入海口没什么好处,应停止这一工程。(《清史稿•靳辅传》)这事本来对靳辅极有利,可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当初对萨穆哈的说法,大谈疏通入海口的必要性,还提出具体办法。经他到处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疏浚下海口,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这个事情。在这场论争中,靳辅又受到严厉打击,工部认为靳辅治河九年,却未获成功,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后来靳辅因为康熙的宽容,免遭革职处分,但已经是信任尽失,委屈受尽。

事情还没有结束。康熙二十七年,靳辅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书弹劾靳辅。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弹劾靳辅。所言无非是一些欲加之罪,目的是要杀了靳辅。好在康熙给了靳辅一个辩驳的机会。靳辅对敌手所弹劾的罪状,一一予以反驳。他指出,郭琇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琇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他们的攻击不过是结党营私的一种表现。 他还特别指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攻击他的人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田产都在下河流域,治河时的清查土地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可惜,靳辅的有力驳斥并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果,——他被革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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