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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举，即意气风发，生活大变，是历史事实。但现实中，中举后困于尘世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群人同样不应该被历史家、文学家所忽略，他们是历史布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袁枚的《随园诗话》提到一个“作幕”多年的苏州文人的一句诗：“惟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到江南。”这句吟唱，蕴含了一个士子多少的悲怆和心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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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官员不富裕

时下，电视荧屏上常常是充盈着以清代皇帝、官员之轶事为题材的“辫子戏”，剧中官员所住的府邸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生活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更有民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似乎都在说明，清朝的官员享受高薪，手头积聚有大量的财富，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很长一段时间来，笔者确实也是持这种观点。及至近日读了点史料，才发现并非那么回事。从实际情况看，当时大多数官员表面上风光，背后的经济却非常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朋友，说自己“就一教书馆地”。一个京官还要去当家庭教师，自然是因为经济拮据难以自给，不得已而为之。刚作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则更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自己经济窘迫，今年还可以勉强支持，但明年可能更加艰难，京城借钱，也和湖南老家一样，十分困难。到了十二月，他又写信给父亲，信中说，今年过年，除了用去房租六十千钱以外，还借了五十两银子。言语凄楚，情形相当落魄。斯时林则徐与曾国藩官职尚不显赫，身陷贫困似乎可以理解。但就是嘉庆年朝做到尚书、大学士的朱珪，也常为生计发愁。有个朋友有一年（乙丑）除夕到他家里过访，问他过年的事准备得怎么样，朱珪举着胸前的荷包说：“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如果说这还有点玩笑意味的话，那他身死之日的情况则更加凄凉。他的“卧处仅一布被布褥”，房间里只有数箱残书，“见者莫不悲感”。这种“高官贫困”现象折射了一个人的清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俸禄的低廉。一个人不图法外之财，即使位极人臣，也走不出穷困之境。

相对于朱珪这样的京官而言，地方官的日子是要好过些。因为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直接掌管着地方财权税权。他们在开支上出现窘境的情况下，可以私设一些眉目，额外向老百姓征收。私征浮财的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巧取豪夺。但细观历史，因此致富的地方官却并不多。龚自珍的《明良论》里说得明白：“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说地方官富裕吗？负债的人十有*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官场体制问题。因为终清一代，只有“官”才有俸禄，其他的吏（如师爷、秘书、账房等）都要“官”自己雇佣，朝廷是不发工资的。这就意味着地方官除了公务开支外，还得养活一大帮人，这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得向上级“进贡”。按照当时的陋规，过年过节、升迁调任等都得向上级交纳“规费”。比如，冬夏两季要给京官各送一次礼，叫做“炭敬”和“冰敬”，也就是取暖费和降温费。到“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和“两寿”（上级和上级的夫人过生日），照例也要送。至于到上面办事，则更加要送。一位由道员升任按察史的官员，在年谱中不无牢骚地写道：“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这一趟，他给每位军机大臣送了四百两，每个尚书一百两，每个侍郎五十两，加上送给同乡、同年和办事员的，一共花了一万五千余两。由此可见，地方官也是苦于应付，不堪其忧。

清朝一直奉行低薪，据吴思的《潜规则》测算，当时一个县令的月薪约相当于现在的1130元人民币。面对庞大的支出，地方官征收浮财亦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