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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认为，善于发挥资源优势可以弥补技术、资金之短。他注意到湖南澧县澧阳乡要办啤酒厂，并无技术条件，但是他们有丰富的大麦和优良的水源，于是，他们远到辽宁聘请了技师，过江去湖北的沙市加工大麦芽，结果啤酒厂仅仅建成三个月就获利13万元，产品行销30多个县市，供不应求。湖南常德地区盛产柑橘，而且亟待打开销路，石门县夏家港镇就瞄准了这点，提出了办果汁厂的设想。通过集资和贷款，这个厂很快办了起来，并且一年就赢利了100万元，而常德地区的柑农也因此增加了250万元的收入。

王首道也注意到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讲，不可能像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国一样，人口都集中在现代化大中城市，因此，以乡镇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中国尤为重要，而发展乡镇企业，正是这样的契机。

苏南，以及浙江的温州、义乌这些地区，依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苏南这年也在“横向经济联合”方面有了许多动作。常州就有325家乡村企业加入了全市56个企业群体。这56个企业群体的产值和利税已经占到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大头。苏州的企业群体总产值也达到了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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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3）

但苏南早期的粗放式生产方式此时在当地受到质疑，一些质次价廉的乡镇企业产品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乡镇工业的三大优势——廉价劳动力、优惠税率和农副产品的吸引力也正在逐步消失，而在资金、管理、技术和人才上的劣势正在显露。苏南彼时所确定的新策略是向名牌和大生产集结，从小而全的农村工业走向现代化工业。

销售愈发受到苏南一些乡镇企业家的重视，在他们嘴里，“产供销”已经变成了“销供产”。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大规模的生产必须以大规模的销售作为前提。苏南的产品也已经开始走出自己的区域，进军上海市场。这些苏南的乡镇企业，通常都是从在上海摆地摊卖便宜货开始，然后开始用大量的推销员，以举办各种订货会、展销会的方式推销产品。现在，他们开始借助一些名牌，逐步在上海建立自己的专业商场和特色商场。常熟王市镇工艺服装厂就是这样的一家乡镇企业。1982年，他们生产的一种新款女式连帽滑雪衫获得了商业部的“优质产品”称号，打进了上海的人立服装商店，于是，“人立”便成了上海销售滑雪衫的著名商店，而王市的产品，也占到了人立商店80％的销售份额。苏州吴江的皮鞋二厂，则是用上海一个旧的车库改造成了“达胜商场”，销售他们的达胜牌彩色女船鞋，1986年7月甫一开张，营业额就达到了40万元。

浙江义乌的侧重点也在商业领域。义乌的不断成功让人们看到，流通领域的改革、民间商业的兴起是有利于培养市场机制的，它同样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温州模式”在这一年则愈发地受到人们的赞赏。这种以家庭工业起家的模式让别的省份的人普遍觉得“学苏南不易，学温州不难”。用当地干部的话说，温州的不少乡村是“家家办工厂，户户生产忙，人人搞流通，处处新气象”。

发端于纽扣交易市场的桥头镇，此时已经被一些人称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而桥头镇的一些人还跑到了外地去承包柜台，白云服装纽扣厂的厂长王永铮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得知一些大城市商场的纽扣生意清淡，就主动找上门去要求承包这些柜台，1985年的9月，他就承包了北京三个商场的柜台，这些柜台的纽扣品种也因此从先前的100多种增加到了400多种。

商品经济的兴起，使得温州的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厂对资金的需求很旺盛。是年温州13万个家庭工厂和乡镇企业的资金需求量约为7亿元，而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却仅有2？3亿元，远远满足不了这些企业的需求。当时有人估算，在温州的资金市场中，民间信贷已经占到了36％，集体和个体的自有资金占到了30％，而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约为34％。

此时的温州，甚至在尝试突破多年来在金融制度管理上的禁区。在民间信贷中，温州古老的信用形式“合会”、“呈会”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筹集生产经营资金的手段。温州官方对这种方式的态度是：“它对商品经济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