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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1987年时代的英雄（6）

在弗里德曼眼里，1988年的中国已经明显不同于1980年，那时候自由市场上卖的几乎全是食品，但现在，不仅有食品，还有各种服装与小商品。在上海，一个批发市场把成包的纽扣卖给生产服装的小型私营企业。同样，许多村庄已经从完全依靠农业生产转化为主要通过当地小型企业获得大部分收入。弗里德曼注意到，此时自由的思想也在发展，人们的谈话已经涉及广泛的话题。

在被弗里德曼夫妇称呼为“Steven”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在中国有了一次“最增长见识又非常有趣的旅行”，并且在上海出席了卡托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彼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在上海，弗里德曼在和官方的交流中强调了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以及彻底私有化的重要性，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政治上的困难”。

在卡托研讨会上弗里德曼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将市场运用于社会发展》。这实际上是弗里德曼八年前在北京一个演讲的翻版，不过他也并不是重复八年前所讲，而是将它扩展，加上了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弗里德曼在发言中说：“计划经济改革有利有弊，但是没有无痛苦地将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灵丹妙药。尽管如此，如果转变成功，潜在的回报是巨大的，转化过程中的代价，相比之下微乎其微。”

在上海，弗里德曼与其他一些与会者被安排了一次上海市区的游览。弗里德曼最感兴趣的是购物，他问导游如何区分个体商店和国营商店。导游的回答很简单：“在个体商店，他们真的想卖东西给你。在国营商店，他们无所谓，售货员就站在那里。”

在北京，弗里德曼被安排对200多名经过挑选的政府官员演讲，其中很多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的。弗里德曼继续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然后花了更多的时间讨论此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轨制价格体系。这次活动让弗里德曼备受鼓舞，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比八年前他在北京被问及的问题更深远、更勇敢也更具有探索性。八年前，在北京曾经有一位即将要出国的副部长问弗里德曼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这个问题让弗里德曼和他的太太罗斯吓了一跳，因为在美国，无论一个人多么不懂经济学也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八年后，在上海已经有学生可以用熟练的英语向他提问了。这些学生中的不少人有弗里德曼的中文译本著作，有些还是英文版的。他们甚至把弗里德曼团团围住，并请他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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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峻岭与深谷之间（1）

峻岭与深谷之间

步鑫生的辉煌在这一年已经走到了尽头，1988年1月15日，步鑫生被宣布免职。报道这个消息的正是当年写作《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同于1983年和1984年的卖力鼓吹，童宝根这次和同事合写的报道，光标题就可以看出落井下石的味道：《骄傲自满　粗暴专横　讳疾忌医　步鑫生步下台　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将招聘经营者》。

尔后，童宝根又与人合写了报道《步鑫生沉浮录》。童宝根在这篇揭秘式的文章中用了大量的贬义词来形容他曾经一手炮制的“改革明星”。他写1984年11月8日，正值海盐衬衫厂的厂庆暨产品订货会，“影剧明星光临，八方名流济济，盛况空前”，但步鑫生却整天沉湎于改革大功告成的庆宴之中，把有多年联系的老客户和慕名而来的新客户丢在了一边。客户们摇头叹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工厂的订单量骤然下降。童宝根更是详细地指证，步鑫生在1985年之后，就在“密室”里办公，要进入到这个密室见他，得过四道门。第二道门装有窥视孔，第三道门是一面大镜子。1984～1985年间的步鑫生，据童宝根的描述，“舒适的头等舱、软席车厢、高级宾馆的套间客房、进口小汽车、丰盛的宴席”已经成了他外出活动的必需条件。但就在1984年的时候，童宝根还为步鑫生出“坐轿车”的风头辩解过。1984年，步鑫生考虑到外地客户转长途汽车到海盐不便，便在上海设了接待站，用轿车把客户从车站、机场、码头接到厂里。人们对步鑫生的议论“真会出风头，县委书记没车子，裁缝师傅坐轿车！”由此而来。这些前后矛盾的说辞都出自童宝根的文章，只是在1984年的时候，童宝根是这样写的：“步鑫生坦然一笑：‘说闲话不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