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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尼尔·弗格森描述了出现在亚洲的繁荣怎样影响各种工业用金属的需求，“2002~2005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占有了全球锌和铅消费增长的绝大部分，而在锡和镍的消费增长中占了80％”。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刺激了对稀有金属兴趣的增长——作为珠宝首饰、对通货膨胀的对冲以及财富的储存和传承。

与此同时，供应则受到了多种障碍的限制，包括像弗格森说指出的，“缺乏投资和政治风险增加”。加拿大《金融邮报》的彼得·霍德森在2008年2月一篇题为“全球金属短缺现象迫近”的文章中报道说，成本失控、融资困难、对环境更关注，甚至连大自然母亲都在阻碍扩产计划，推迟新的采矿项目的启动，确保在未来仍可以获取铜、锌、铅这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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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替代品

可以肯定，为应对不断严重的资源限制和相关的问题，各国政府都曾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有些可能比较成功。毋庸置疑，举例来说，更高的价格以及与有害的排放和处理副产品废物所带来的成本是很强烈的驱动因素。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关注的重点一直在试图通过教育和说服、提倡和鼓励效率、政府赞助或者其他方式来减少消耗。商业上也对更多地通过降低燃料和其他投入的费用来保证利润空间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比如说一份国际能源局的研究显示，“重工业的能源消耗只是通过采用最好的操作方式以及已有的技术就可以减少18％~26％”，这是《华尔街日报》雷拉·阿布德和约翰·比尔斯关于能源使用的一篇文章中的内容，这篇文章我们已经在前面引用过。

那些对石油和其他竞争性商品具有很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大的胃口的国家，特别是在那些政府广泛参与到私营领域中的情况下，已经进入了对潜在能源供应源的开发、改进和扩张过程之中，无论这些供应源在什么地方被发现。比如中国和印度已经与广大的能源和商品生产国取得一致并且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些国家大多数长期以来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利益集团充满了敌意。大型的消费型国家也开始在世界上极度偏远的地区寻找资源供应，而且负担修建管道和建立后勤保障能力的费用，让能源可以很好地运到国内市场。

与这些减少对石油及其他碳氢化合物的需求并增加供给的努力同样重要的，还有对替代物和其他可选能源的重点研究。正如早前已经说过的，目前这种高油价模式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用煤炭来代替石油，因为一些地方煤炭资源很充裕，因而忽视了它那破坏性的副作用。但就算是这样，人们对所涉及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也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在2007年12月一篇题为“中国环境监管力度加大”的文章中，《华尔街日报》的安德鲁·拜承报道说：“长期被批评效率低下的中国环境控制，正在开始拥有真正的经济性手段。”

这样的问题激发了对能够使废物重复利用或者转换成有用的副产品的技术和工艺的研究。2008年1月《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中国计划“利用甲烷这种煤炭开采过程中的副产品气体，为钢铁厂提供动力、为家庭供暖，并且供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使用”。这个国家的空气质量也得益于减少甲烷的排放，这种气体“包含了比二氧化碳高出21倍的碳”，该杂志这样说。

而且，尽管通过扩大生物能源的使用来达到能源独立和减少排放的努力存在着很多显而易见的后果，然而，某些国家还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06年2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戴维·鲁赫瑙撰写的题为“巴西是怎样打破其石油习惯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这个崛起中的拉丁美洲大国努力戒掉它“对进口石油的‘瘾’，方法是采用其他可替代能源”，包括甘蔗——生成乙醇。然而，这份报纸还强调，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取得类似的结果，还需要做出非常困难的政治选择。

然而，问题是生物能源并不是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起码来说，2007年下半年期间发生的全球食品市场的突变，会将这种努力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进行重大的调整。取而代之的，应该会有其他更为环保的选择，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按照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的资料，后者已经占了全球发电总量的近1/5。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希望“2030年全国电力的20％由风能提供”，这是来自《夏洛特观察者报》劳伦·巴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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