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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重大解放，农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但农民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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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面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严峻形势，第三代改革者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出〃农村新政〃，使农民问题的解决出现了新的重大转机。本书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入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观察，试图探求以公民权利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进路。在革命时期，党提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改革以来，农民增收问题被视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时至今日，我们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权利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面临公民权理论研究和公民权实践发展双重滞后的困境。要使农民的公民权获得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权利理论，构建权利保障的体制机制。权利可区分〃作为革命的权利理论〃和〃作为建设的权利理论〃。这不是辩析权利的两种不同类型，而是强调权利的两种不同功能。近代以来，革命者往往以权利为强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推翻旧的专制统治，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但囿于〃作为革命的权利理论〃的认识，革命成功后，权利似乎功成身退，在革命政权中黯然失色。这就需要创新一种〃作为建设的权利理论〃来擦亮人们的眼睛。本书将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为中国农民公民权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垫上一块新的理论基石。c米c花c书c库c&nbsp；http：//www。7mihua。com

本书致力于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2006年，第三代改革者正式推出新农村建设，提出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参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件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这一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议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全会强调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使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参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和推行，可能为中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创造新的宏观政策环境。

但历史经验表明，建设的饱满热情不能代替冷静的理性思考。人类建设美好生活的众多勃勃雄心却常常酿成事与愿违的可叹悲剧。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1936—）对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深层根源作了重要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提供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正如斯科特指出的那样，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乌托邦幻想为统治精英所掌握，而这些精英不承诺民主或公民权利，并为了达到目标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的时候，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错误。当接受乌托邦试验的社会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时，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致命的错误。［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7页。本书正是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在借鉴人类累积的多元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农民公民权利的演变来揭示农民公民权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