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4页)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已经十分明显，无法再硬撑下去。国民经济开始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为了贯彻这“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地“下放”人员。各地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

我所在学校，一位学校教导，还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县级干部的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位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进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着。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像是堕入无底深渊，怎么也到不了底&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

为了活命，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被“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

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无能为力，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

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待续）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2）

我又象一个流浪儿感到无依无靠，茫茫天地，不知何处是归宿。周围的几个人都被“下放”了，我孤立无援，感到绝望极了。又是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家静呆闲坐，毫无目标地瞎逛。

转眼到了八月底，一天校长突然到家里来，通知我赶快去学校，准备开学上课，就是说我被留住了。绝路逢生，我若痴苦狂，生活又变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原来并非我的强硬态度使上级改变了主意，而是内部另有一条“留强弃弱”的政策。我当小学教师虽说是初出茅庐，前后也就两年时间，但在教学上已有一定的独创。县教师进修学校曾派人多次听我讲课，反映良好。学区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把我留住了。我是当时全学区被留下的三位特殊教师中的一个。

就这样我保住了一个不大情愿干的工作，仅仅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当年的“困难时期”只能买到二十八个“高价饼”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斗中我再一次取得胜利，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毕竟比所谓“政治红”更有用，更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几乎是同时，我又接到团县委关于恢复我的团籍的通知。真可谓福星高照，双喜临门。四年来我为“开除团籍”的事，一再向上级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开始对“右派”分子进行“甑别”，我又一次投书申诉，上级才着手讨论我的问题。团县委负责人在“甑别”后，对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当初“鸣放”的内容并非全是错的，“只因为说得太早”　，承认当年对我的处分违反了团章的规定。

我如获新生，以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对前程又充满了无限希望，以为光明将垂手可得。

然而不久我便感到若有所失，心灵上蒙受四年摧残，这种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发育健壮的脊梁骨，压成老年人的驼背，尤其是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着被开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已是无法追回，无能偿还了。除了感叹痛惜，一无所有。

当然，能“甑别”比不“甑别”好。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洗涮污点，扫清道路，任何事情都难于办到，连在社会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难。此时我的理想也跟着复活了。

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学之门。我还是不想做一个服输的人，只要政治上能过关，学科考试成绩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去达到。只要不超过三十岁限定的考生年龄，我绝不放弃考大学，进大学仍是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