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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万亿斤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充分的回旋余地，1958年产出三千亿公斤粮食和六千万担棉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大跃进的方针在1958年的春天确定下来。还有一些叫人振奋的口号，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正的左比右好”、“当革命的促进派”……在那几个月里传遍了全中国，其影响直到二十年之后，还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

消灭“四害”的运动在那个春天里迅速地发动起来，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奇观。所谓“四害”，原来特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过了一年，人们发现由于麻雀的减少，农田害虫剧增，方知这小小的鸟儿不仅吃粮食，也吃虫子，所以决定不再消灭它，而以臭虫取而代之。政府将这些东西的灭绝和粮棉的增产一同列入“十二年规划”中，又在1958年1月颁布指令，把这叫做“爱国卫生运动”。号令即出，举国响应。京城里面，片片青灰色的院落上空，凄厉的呼啸此起彼落，人们在房子顶上来回地奔跑，摇晃着形形色色的长竿驱赶麻雀。一个外国人形容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惊恐万状的麻雀无处可以栖身，力尽气绝，跌落在人们脚下，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提着一串串麻雀彼此炫耀。乡下天地开阔，须有另外的办法。一群解放军官兵仔细地研究了麻雀的生活习性，结果发现夜间以手电筒照射，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新华社发表了这条经验，还说一个副排长使用这种办法，一挥竹竿即打死四只麻雀。打苍蝇的办法是清除垃圾和挖掘蝇蛹。至于正在飞行的苍蝇就只有以人力发奋追击。一个加拿大人在那些日子里驱车经过乡下，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发疯般地狂奔，忽东忽西，挥动着一块布抽打地面，在她的前边，一只苍蝇仓惶逃窜……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其实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春天里随处可见。官方的舆论机构迅速地公布各地“战果”。当时有一大批人专司统计之职。这些人老谋深算，决不会像那个小姑娘，为了一只苍蝇精疲力尽，但他们都知道，越是细致入微的统计则越可使上级相信他们的战果不虚。这样，他们呈报的数字就可以精细至个位数。比如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六只老鼠、八十四万六千二百九十四只苍蝇。诸如此类的数字不断地公布，与此同时，一个笑话也在统计人员当中广为流传：

“就算让我统计出苍蝇的公母，我也可以做到——在镜子前打死的一定是母的，在酒杯里打死的一定是公的”

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吴芝圃看来绝对信任属下的统计游戏。他向毛泽东保证，河南将在一年中消灭全境的“四害”毛泽东将信将疑，他禁止公布这个“保证”，但又鼓励吴说，可以实验，如能成功，他将发动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吴芝圃所谓“灭四害”的计划全部都是吹牛。不过，“除四害”虽然半途夭折，但几个月后，人民公社却真的从这里兴起，开全国风气之先。

事情乃由“并大社”发动。所谓“大社”是将若干较小的合作社农民、土地以及生产工具合并起来统一调动。在制度上则是以更大的行政组织统制小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形象地将其称为“联邦政府”。1958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并社”指示的时候，农村中每一合作社的规模平均容纳一百六十四户。此后两个月，并社的行动看来相当顺利，到春天结束的时候，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已相继完成。新社的规模已与日后的人民公社相类，只是由于各地官员的倾向不一而有很大区别。河南乃是最激进的地区，故“大社”的规模最大，约有四千农户；辽宁为二千户；北京最小，但也能达到一千六百户。。　最好的txt下载网

照过去方针办（13）

合作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并在一起，显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党的蓝图可不仅仅是将组织的规模扩大，而是建立新的制度。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毛泽东描述这个“雏形”为“乡社合一”，“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这多少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的春天里对于他的未来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他甚至还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公社”这个名称。

“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