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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不过，看来还是有人在私下里流露出一丝怀疑。他们说，植物不可能无限制地生长。于是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驳“粮食增长有限论”。毛泽东开始信以为真，他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一面之词，就连连感叹“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另一位科学家这时候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虽然没有证明增长可以无限，但却证明，稻子或者麦子都具有亩产二万公斤的潜力，只要让它们把太阳辐射到土地上的光能利用百分之三十，就可以做到。

看了下面这样一些数字，就可以对当时共产党内弥漫着的乐观气氛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粮食的年度产量计划，原来指定为一千九百六十亿公斤。夏天，政治局发表的会议公报说，粮食的产量将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是三千到三千五百亿公斤。秋天的几个月里，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更加热烈的气氛中，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宣布全年的粮食产量将会达到四千亿公斤，甚至五千亿公斤也有可能。不过，如此离奇的数字终于使毛泽东产生疑心：也许粮食的产量中真的包含着虚假的部分？他召开一系列会议指责干部中间的撒谎行为，主张将这些数字经过折扣之后再予公布。但是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仍然相信粮食的产量将是三千七百五十亿公斤，把这作为本年度的最后统计予以公布，以证明人民公社的一鸣惊人。但是，八十四位中央委员、八十二位候补中央委员和三十个省市区的书记们，谁也不会想到，实际的产量只及这个数字的百分之五十二。更不会想到，这里面埋藏着日后农村的可怕的饥荒。

照过去方针办（19）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来夸耀农业的增产，表明了那个时候的农业方针乃是一种愚昧与虚伪的混合物。但如果认为党的领袖们只是热衷于虚幻的神话，而对自然界的客观属性一无所知，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毛泽东本人出身于农民，对于作物的生长过程并不生疏。他在巡视乡村的时候，就常常说起技术在种田当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应当深翻，种子应当密植，这些话后来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归纳为“八字宪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终其一生，毛泽东始终认为精神力量之重要远远高于技术的因素。但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闹剧。比如，在“深翻土地”的号召之下，基层的官员们就会动员社员将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结果，是让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布满种子，竟在每一亩土地上播种数百公斤，日后种芽发起，重重叠叠，先是将整块土地顶起，接着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们许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粪便加以蒸煮，垒成无数圆锥体或环形、梯形，再以薄士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纤细竹管插入，顺管孔浇水，催动肥料发酵，以释放种种气体，养育表层土壤和作物。这最为常见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增产欲望，于是又附之以种种非常措施。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种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棵，使谷子穗长五寸。（《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所以一时风行乡间，狗迹几绝。但是，为人民公社的种种奇迹作出牺牲的决非仅是狗，还有其它生物。陕西省蒲城县的一个发明是改变鸡的习性，让公鸡履行母鸡的职责去孵化小鸡，以使母鸡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下蛋。在这个实验中公鸡被割去生殖器官，并且被迫像人一样地喝下两杯酒，然后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位学生用大致类似的办法完成了另外一项创造。他们对一头猪施以手术，将其耳朵、尾巴、甲状腺和部分胸腺割去。猪的照片后来挂在北京的农业展览馆中，其秃头秃尾之状惨不忍睹。但是照片说明写道，这种“四割法”使这只猪在一天之内增膘九点五公斤。所以它是学生们向国庆九周年敬献的礼物。这些事实证明，科学与愚昧断然没有可能在同一个殿堂里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学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学也变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以我们国家传统中源远流长的积弊衡之，种种愚昧的存在本身并非意外。问题是这些浮躁和残忍的一意孤行，何以会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诞生成为无可抗拒的社会力量？史学家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