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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法律和专制手段都无法制止饥饿。农村里面死于饥荒的人越来越多，惨不忍睹。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一千五百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出版。）。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幕悲剧”。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后来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发表的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三千三百万人。（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但是，所有的研究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已经极度衰弱。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在乡下蔓延并通过遗传祸延后代。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官员们居然有心将这一情况加以统计，结果发现，一千零三十四人浮肿、九百二十九人子宫下垂、三千零四十七人闭经、一千零一十六人干瘦。是为“四病”。官员们出于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于是找来一个医生，询问何药可治。医生名叫王善身，大约是生具“独善其身”之志，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照过去方针办（22）

没有人有余力对全国的情况及时做出考证。统计局的官员也不可能将实情详加禀报。不过毛泽东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弥漫在全中国的饥饿。就连他自己也已经九个月没有吃肉，营养不良已经使双脚浮肿起来，甚至不能穿进鞋子。抚今追昔，毛泽东只好承认失误。1961年9月29日那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政治局的常委，信中说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毛泽东这时所说“六年糊涂”，是指他的人民公社的政策，也即1956年农村高级社的成立至他眼前的1961年，包括曾经势如破竹的人民公社的整个历程；把土地产量夸大几倍甚至几百倍的“浮夸风”；财产的所有制由小集体向大集体、再向全民转移的“强迫命令风”；供给制度和几百人在一个公共食堂里一起吃饭的“共产风”；还有“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一封紧急指示信中，将这五种“糊涂”称为“五风”。事实上，至少在十个月前，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一个“紧急指示”来发给全国。到了1961年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说：“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十三天后，他又用党中央的名义发出公开批评自己的指示，他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把扭转局面的最紧急的任务留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自己从激烈的前线退至后方。他离开北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更加长远的问题。他选的地点是中国最南部的省份广东。在那里，他搞了另一个文件，叫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试图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重新规划人民公社的道路。由于它的主要内容分为六十条。所以，后来全中国的人都叫它“六十条”。文字的修改过程，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万般留恋与欲罢不能之情，这种感情令他在最初的文件里仍然保留了“供给制”、“大食堂”，以及加快向大队所有制过渡之类的内容。这是他自己非常珍爱的创造。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