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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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两位圣贤各向好友道出了自己治国的奥秘，作为一种私下交流，他们又各向好友指出了对方治国办法的消极后果，给人们留下了深长的体味。

两位圣君治国的办法都集中在用人问题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奥秘，足见用人一事在国家治理上的极端重要性。但两位圣君具体的用人方针又有所不同：周公旦在鲁国的用人方针是近亲者，尚恩人；太公望在齐国的用人方针是尊贤人，尚功臣。“亲亲尚恩”的方针保证了鲁国政权会掌握在那些亲近有恩的、鲁君信得过的人手中。然而，这一方针局限了用人的范围，放弃了大视野中的人才选拔，那些亲近有恩的人，未必是富有才能的人，当一批少才寡能的人物执掌了国家政权后，必然迟滞国家的发展，使国势日益削弱。而“尊贤尚功”的方针则把用人的着眼点放在贤能和功绩方面，它保证了国家执政者有较高的能力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发展强大。但这一方针一味看重人的才能功绩，有可能忽视所用之人的政治立场，因而难以防止异己分子窃取权位。

两位圣君相互指出了对方用人方针必然导致的消极后果，也许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点，许多年之后，由于两国各自用人弊端的长期积累，鲁国衰弱得仅能保持自立，最终被楚国所灭，而齐国在国势强大的同时发生了“田氏代姜”的事件。历史事实证实了两位圣君的先见之明，也证明了两种用人方针各自的优劣点。

应该说，周公旦提出的“亲亲尚恩”原则，完全是以“天下为私”为用人的着眼点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思考治国问题，自然是宁要属于我的弱小，不要属于他人的强大。对于受封的国家，宁可牺牲其强大，也要保证对自我的所有，这是鲁国圣君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在“天下为公”的社会中，这种“亲亲尚恩”的原则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公天下对于人们无亲疏之别，如果以执政者个人的亲疏决定用人的取舍，则又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周公旦用人原则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条“德”的标准，和太公望用人上的“才”的标准相对应，构成选人用人上的两条重要原则。

两位圣君治国的奥秘和各自的失误告诉人们，在选人用人上一味地强调德，则会使庸才执政，削弱国家；如果一味地强调才，则可能使国政失手他人。这一道理深刻地启示人们用人上应该防止的两种偏颇态度，揭示出了治国理政的真正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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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看重锐气，知己知彼

齐桓公争得君位后，派人向鲁国索要齐国“囚犯”管夷吾，得到后即任为相国。鲁庄公受齐国愚弄，准备兴师伐齐，齐桓公派大将先行伐鲁，两军于公元前684年战于鲁地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左传？庄公十年》记载了鲁人曹刿协助鲁庄公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的谋略活动：两军相对，鲁庄公准备鸣鼓进军，曹刿认为还不到时候，加以制止，等齐军鸣了三通鼓之后，曹刿才让庄公鸣鼓。鲁军冲锋进军，齐军大败而逃。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先别着急。”他下车察看齐军的车辙，又登车凭轼远望，然后对鲁庄公说：“可以追赶了。”鲁军于是开始追击。

鲁军取胜后，曹刿向鲁庄公解释取胜的原因说：“作战靠的是勇气，一鼓气方盛，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齐军三鼓气竭时，我们正一鼓气盛，所以能战胜他们。”曹刿又向庄公解释所以要察看后再追击的原因：“大国多诈难测，恐怕有埋伏，以诈败引诱我军，我见他们后退的车辙杂乱，又望见他们旌旗倒下，知道他们是真的败退，所以才让您下令追击。”

长勺之战体现了鲁人在军事活动中对士兵锐气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利用进攻的时间差创造双方士气差的谋略思想；同时体现了他们谨防敌诈、慎重追击的用兵等谋略。近二百年之后，孙武对长勺之战中体现的类似的军事谋略做出了深刻的概括：

第一，孙武在《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提出：“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争篇》）后人梅尧臣注释云：“朝，言其始也；昼，言其中也；暮，言其终也。”张预注释云：“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