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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界限和局限，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和说明。

比如说，可以把这一代人和同一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作一下比较。在欧美，七十年代在表面上和中国情况有些相似，似乎都是一个过渡时期：“五月风暴”和反战运动都刚成为过去，以“里根—撒切尔主义”为标记的朝代还没有来临，还有，于六十年代一直站在造反前沿的“婴儿潮”一代，似乎也已经筋疲力尽。然而，在这表面相似之后的故事其实完全不同。待到了八十年代展开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欧美文化界盘踞要津的当代知识分子们突然换了一副新面目，波希米亚精神已化作了烟尘，不再有四处号叫的金斯伯格，不再有特里林骄傲的独立姿态，更别说到街头卖报纸的萨特，新一代是依附于学院的埋头做学问的教授，是依附于实验室或公司没日没夜卖命的白领职工，是所谓“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西方知识界的这个变化虽然早有征兆，但还是让人觉得突然，不免引起种种疑问和反思，以致美国学界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谁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对比之下，本书中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命运就很不一样。虽然这些人后来也先后变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让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意依附权力的品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让这个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思想解放”或者是“新启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

李陀：序言（4）

在这样一篇短短的序言里，我们不可能对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和欧美知识分子的变化发展作具体的比较，也不可能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检讨。但是，在编辑和阅读本书中的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在今天，是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迫切性，就是无论知识界自身，还是知识界以外的人，大家都应该来关心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不是什么新话题，过去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也有过非常重要的论述，例如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不过，今天再来关心这个讨论，我们首先还是要从自己的现实问题出发。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八十年代和西方同行形成强烈的对比，很讽刺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也出现了“学院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个多少让人觉得尴尬的事实是，本书中的主人公里，有不少人也成为了这些新群体的成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在急剧地增加，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或者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主体。这当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最近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络上，都有不少关于对这个群体的议论和批评，在这些言论背后，其实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在期待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学院和专家类型的知识分子如此增长、集聚和凸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次大变，但并不是唯一的新变化。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相当不少。近二十年报刊网络等新旧媒体的急速扩张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也是一个足以影响历史进展的大事情。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很难估计在将来这个群体将庞大到什么程度。不过数量还在其次，关键是，既然这个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影响，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该如何定义，如何估量。从传统意义上说，他们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就这个群体和国家、市场的关系而言（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文化和娱乐界的明星），他们真是知识分子吗？如果不是，他们是什么？如果是，他们又应该如何认同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尽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明确的答案，更不用说达成共识。何况，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在某种意义上，《七十年代》这本书已经参与了这些提问和讨论，尽管此书其实是一本回忆文字的集合。以历史记忆进入这类思考和讨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有历史的纵深。不过，本书提供的历史记忆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因为涉及知识分子的历史太广了，其中有的，已经形成某种记录，但还有更多的，至今还沉睡在记忆之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