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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显然,周恩来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因此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接着发言,没有顺周恩来的思路讲,而是接着昨天的彭真发言讲,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话里透着弦外之音,也可以听得出“霍霍”的磨刀声。

有彭德怀之前鉴,彭真不得不对陈伯达的话作出回答:“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这番话,实际上后来毛泽东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将会议延期,开了一个“出气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1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说:《农业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纲要中规定的粮食产量淮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刘少奇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对柯庆施的发言中,存在的还要肯定《农业纲要四十条》,看来还要来个“继续大跃进”而说的。可见,统一党内的思想还是要经过争论的。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最后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这样,对“大跃进”的认识,基本上回答了柯庆施提出的疑问,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至此,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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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5)

1月22日,报告的第二稿出来后送毛泽东审阅。24日,毛泽东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报告认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当然,在报告中,刘少奇还认为,总的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够的。

1月25日,报告稿在刘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准备提交大会。报告总共4万多字。按照惯例和原定计划,报告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

1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对他说:“好啊!既然报告已经印发,你就不要念这个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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